过去我们强调生育政策要调整，是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谈的。我今天想再加一点，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已经进入了新常态。如果增加对人的投入，增加人的数量，提高人的质量，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所以我们调整生育政策不但有人口学的积极意义，也有经济学的积极意义。虽然对于放开生育政策能不能使生育率上升这个问题，还要做进一步研究，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用行政手段控制生育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难度也在增加，但调整生育政策的改革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今天大家已经讲了很多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包括投资和外需的增长率下降，要增加内需尤其是国内消费需求，这和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有关，也就是和人有关。如果我们要为扩大内需、改善民生和推动经济增长找一个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人力资本的投资。
去年我去外地调研，许多地方还是在考虑如何搞石化、钢铁项目，如何搞基础设施，但很少考虑如何对人投资，这可能是一个问题。我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对中国未来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造城和制造业产能的数量扩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一方面是对现在与未来的投资，另一方面也是消费。但是我国对人的投资还是相对不足，第一是对人的数量的投入不足，第二是对人的质量的投入不足。今天我只能描述一下，今后可以做更多更细致的学术研究。
第一，我们国家小孩比较少，孩子的数量不足。我们选择了与中国的人均GDP接近的前面20个国家和后面20个国家来进行比较，加上中国一共是41个，来比较人均GDP与总和生育率（TFR）。在有数据的35个国家中，我国人均GDP排在第18位，比较中间的位置，但是我们的TFR是第28位，或者说倒数第八位。如果其他国家都不担心生育率过高，我国有什么理由总是担心生育率过高呢？有什么理由继续生育控制政策呢？
1964普查时我国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40%，2010年普查时已大幅度下降到16.6%，在金砖五国中，只有俄罗斯比我们更低。由于“人口惯性”的作用，今后我国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会进一步下降。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30年我国这个比例甚至会低于俄罗斯。在世界各国中，大概只有日本比我们低，我们的人口趋势是跟随日本，接近日本，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担忧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个重点的人口变量，即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率，即人口的“潜在支持比”。1982年我国人口的潜在支持比是12.53，或者说有约12个半劳动年龄人口支持一位老人，2010年下降到8.75，2035年会下降到3.37。未来20年将是潜在支持比加快下降的20年，因为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出生的人都将陆续进入老年。那时我国人口的潜在支持比比日本和美国要好一些，但是美国的变化比我国平缓得多，我们的政策适应可能会困难得多。
我国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人的质量、对人力资本质量的投入不足。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比较低，另一个问题是投入的公平性较差。按2010年普查数据我国总人口中有16.6%是小孩。但是在2.2亿多小孩中，至少三分之二以上是农业户籍，而各级政府农业户籍孩子的投入严重不足。根据全国妇联的报告，我国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有3000多万流动儿童，这些孩子大多数难以受到正常的教育，有的甚至连和父母共同生活的机会都很少。在城市的流动儿童初中毕业后，要么离开父母回家上学，要么继续与父母在一起，但很少机会升入高中读书。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是很低的，到2012年才勉强到了4%，而且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口径比“财政教育经费”更加宽泛，把校办工厂的教育投入等都算作财政性教育投入。
现在我们要担心的不光是人口学的问题，还有经济学的问题。1980年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控制人口增长来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现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目标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另一个目标是提高主要工业品的人均产量，现在我国制造业一个问题已经是产能过剩。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产能的数量扩张，而是扩大内需，尤其是国内的消费需求，需求不足企业的开工率就低，这是我们经济的一个新的形势。我们在研究人口政策时，应该考虑这些问题。如果我们继续实行生育控制政策，从经济上来看，就完全是南辕北辙，方向错误了。
现在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是我国人口与经济变动趋势会不会跟随日本。日本2006年人口负增长，我们可能会滞后20年左右。日本1990-2010的20年中，GDP的名义增长率是负的，实际增长率是0.1%（通货紧缩），几乎没有增长，所以是失去的20年。近几年安倍经济学刺激下增长率略有回升，但是很难持续。如果我国的人口是跟着日本走，我们的经济会不会跟着日本走？这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归根结底我们要重视儿童。儿童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如果不能好好对待儿童，就不会有好的未来。
所以需要尽快调整生育政策，我本人是希望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控制。如果政府从政策操作的角度来考虑，也可以在2015年先放二孩，1-2年后完全取消生育限制，2020年以前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抓紧一步步走。我们不但有充分的人口学理由，还有充分的经济学理由来放开生育控制。当然，我们还有充分的人口学和经济学理由来加大对人力资本质量的投入，对医疗保健和教育质量的投入。相对于其他改革来说，放开生育控制的成本极小，效益极大，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优先进行生育政策的调整与改革。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原常务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
来源：《东方早报》 2015年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