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被迫进入还是主动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已经来了。 从“三期叠加”到九大特征，我们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发生了何种变化？其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战略目标？从全球角度来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常态”面临着哪些新挑战，需要我们转变哪些观念、认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上海又该发挥好自己的作用？ 记者就此专访著名经济学家、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市政协经济委员会特聘成员石良平教授。 石良平认为，上海要认真总结几年来适应经济新常态中的经验和不足，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参考；要为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提供合适的环境，包括实行扶植小微企业的政策、做好司法改革试点工作和全面从严治党规范意见的实施工作；要积极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是实施创新驱动的直接步骤，这将为上海劳动生产率提升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主动适应新常态，顺势而为，将使我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以及各项指标等因素来衡量，当我们适应新常态、积极应对新常态并最终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时，中国应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当前采取一切措施主动应对新常态的战略目标。 记者：说起“新常态”，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面临新一轮调整，不可避免会出现再就业等问题，对咱老百姓而言，似乎不那么令人愉快？ 石良平：你提到的主要是经济新常态，这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新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从这个词的由来谈起。 “新常态”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在2009年初针对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复苏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提出来的。所谓“常态”，指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用来形容经济复苏表示这一进程可能会很长。因此可以说，“新常态”自提出伊始便是不那么振奋、不怎么乐观的状态描述。 现在我们提到中国经济新常态，也会表述为整个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呈现“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往刺激经济政策副作用消化期。尤其是“三期”同时出现，作用相互叠加，使得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局势更加复杂。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新常态和“三期叠加”的阶段特征是密不可分的。自2013年下半年“三期叠加”这一论述见诸报端，到2014年上半年《人民日报》正式以此阐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局势，再到当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来看，“新常态”一词之于中国，也同样意味着增速放缓即“换挡”、承受结构调整与政策消化带来的阵痛，而且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所以，对“新常态”一词感到困惑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新常态”是国外自金融危机后提出的，那么，现在我们面对的经济新常态是恶劣的世界经济形势造成的吗？ 石良平：经济新常态为什么会到来？应该说是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 从国际经济形势而言，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产业革命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所积累问题的总爆发，波及全球，中国作为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受到冲击当然不可避免。 从当时我国自身经济结构来看，在危机前10年甚至20年，整个经济结构服从的是出口导向战略。这一导向意味我国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人才结构都是以外资、外贸为轴心构建起来的，危机的到来对我们的出口造成很大的影响——人家没钱买我们的产品了！同期，人民币在升值，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也在持续上升，这些因素同样重创了出口——我们的产品也不像以前那么便宜了！ 从“三期叠加”的论述来看，当时为了应对危机，我们采取了扩大内需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到今天，这一政策的副作用就是在很多产业领域形成了较严重的产能过剩，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进一步失衡的情况。 因此，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相对困难的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完全是由世界经济形势造成，这里有我们自身结构上的问题，而要从先前的出口导向转为内需导向，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为什么我国原有的高速增长“旧常态”会消失？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前支撑这种高速增长的潜力在下降，这一判断主要来自于当前我国总供给水平的变化，其表现为：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以前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劳动力供给的两方面红利：即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转移。这两方面的红利现在都在消失；资本供给的变化——此前30年高速增长的资本供给提供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物质基础，而今后资本的增长会减速；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过去我国在全要素生产率上享受的好处包括：在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上对先进国家的模仿，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义务教育普及和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增强。这些因素今后会出现边际递减的倾向。 无论从供给的角度，还是从需求的角度，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刻。 记者：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资源环境约束等九个角度全面阐述了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从“三期叠加”到九大特征，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有哪些转变？ 石良平：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很能说明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特征。我认为，这种转变总体而言是从原先进入这种新常态的“被迫”感转向主动适应并最终以此为契机优化我国经济结构的认识。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主要是基于这一年出现的几种需要注意的迹象。 首先，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整体就业情况却保持了相对稳定，失业率并没有上升。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为什么就业还能保持稳定？ 这就和第二个迹象联系在一起——新兴产业、新型业态的发展速度迅猛，由于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从萎缩产业分流出来的人员能被吸收，因为现在经济规模大了，就业机会多了，选择面也更宽了。更为重要的是，新型业态的出现极大地增加了非正规的就业机会，比如可以在网上开店，新迹象的出现也刺激了消费模式的转变，原先商品价格高，原因在流通环节太多，现在可以直接从网上买，价格便宜了，自然都愿意“在实体店体验，在电脑上下单”。这些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的出现，实际是经济结构正在进行自我调整的表现，其基础便是互联网这一媒介的普遍应用。 第三个迹象便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国外大量购物，不仅是买奢侈品，还买一般日用品，过年期间，不是有很多人去出境旅游时买了很多普通日用品，被称为“爆买”吗？这种迹象说明了两点，一是我们的购买力并不弱；二是我们的供给仍显不足，即供给体系出了问题。有人会质疑：现在物资很丰富，怎么能说供给不足呢？物资是丰富了，但东西不好，没有与需求相匹配，消费者不要！正是上述这些迹象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终将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阐述为九个方面，并赋予新常态这个名词以积极的内涵。 记者：“积极的内涵”主要是指什么？ 石良平：要说新常态中积极的内涵，就要说到我们通过适应新常态并走出这一阶段后希望达到什么目标。我认为，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以及各项指标等因素来衡量，当我们适应新常态、积极应对新常态并最终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时，中国应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很可能集中爆发，以前廉价的要素成本没有了，创新因素还没有生成，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了一个临界点。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中的困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这一陷阱。放眼整个亚洲，目前也只有日本成功地走出这一阶段而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可见这是个必须直面的难题。到了这一阶段，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实现重大转型，会经历特别大的痛苦，面临的各种阻碍非常多，以往所有释放出的动力到此时基本已耗尽，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现在，我国的人均GDP指标已跨入这一区间，同样出现了增速放缓的情况，就要看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避免落入这一陷阱了。红利消退，新动力还没起来，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也可能比预想要短。中央在对经济形势进行研判后提出的九大特征，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意义就是给中国这艘巨型经济航船指明方向，一定要避免落入这一陷阱。这就是九大特征赋予“新常态”这个名词的积极内涵所在。 如何能实现这一总目标？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 “跑赢”居民收入增幅，让人民群众真正获得收入增长的实感。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适应经济新常态之道，就是要提升劳动生产率，找到新的经济发展动力。 实现供给引领需求、提升制造技术水准，靠的正是全方位创新 ■无论是供给引领和创造需求还是质量提升，都离不开“创新”，创新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也离不开体制上的创新，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的是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中国经济迫切需要从设计、技术到体制的全方位创新。 记者：新的发展动力在哪里？ 石良平：这是个很大的话题，先从消费谈起。中央在阐述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中就有“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的提法，前一阶段基本结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今的消费者为了追求个性和多样，可以去实体店买、在网上从外地买、从国外买，甚至自己飞去境外选购，渠道更多了。这给国内供给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前面已经说过，现在去国外“爆买”现象越来越普遍，说明消费者的购买力是不弱的，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引领消费的供给体系！我们需要做的是让供给来引领需求，创造需求。 什么叫让供给来引领和创造需求？举个身边的例子，新一代苹果手机一上市，马上就成了市场热点，如果手机只是打电话发短信，何必要用“苹果”？就是因为这种智能手机和以往不同，它是“平台”，可以装上各种软件，成了社交、娱乐、甚至购买和支付的终端。如果乔布斯没创造出这种前所未见的新产品，我们会对手机上的这些功能有需求吗？智能手机的“供给”，引领了我们对手机的需求。 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宏观经济政策时提到了几个“新词”，其中就包括“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这正意味着本届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侧重点不再集中于以刺激短期需求来换取短期增长，而是更加注重供给面的积极变化对稳增长持续性影响，因为在当前，相比通过需求管理拉动，供给面政策推动而实现的稳增长更具有持续性、质量会更高。提出“供给创新”这一概念，要求国内的生产流通企业必须更加注重产品的创新、定制、个性，才能满足消费者的潜在心理需求，实现对需求的引领。 记者：实现供给引领和创造需求，除了要求产品设计上的创新外，还有什么要求？ 石良平：质量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很多人愿意去国外买日用品，也在于对国外产品的质量更加放心。质量取决于什么？不偷工减料、不制假售假的职业道德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纯粹是技术和工艺水准问题，就如现在许多人喝茶烧水用的铁壶，如此一个小日用品，为什么还要从国外进口？因为我们的提纯技术和工艺不过关。这仍然要回到“创新”这一点上，因为工艺水准的提高靠的也是工艺全流程各环节的创新。 从铁壶可以延伸到重工业，比如说钢铁行业，现在我们是世界钢材超级大国，钢铁产能已经过剩，但同时，中国仍然在进口精密钢、特种钢，我们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国际竞争力依然不足，所以国内的钢企考虑的就不应是产量，而是要在技术上创新，炼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到“中国制造2025”概念，提出从制造业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要求，这个“强”字的内涵就是技术创新带来的质量提升。此外，技术创新还能为改善环境发挥作用，生产原料利用率提升，也有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 还有一点就是产学研结合中如何破除体制障碍，实现成果转化的问题。转化过程需要大量资金，但现有体制不允许转化失败，造成的结果就是没人愿意去干技术转化的事。研究机构搞理论研究，成果是论文或者小试模型，如何实现产业化不是他们的事。有的企业自己会搞技术革新，但这种创新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都有限，同样不允许失败，这使得大部分企业仍然按部就班，或者直接引进技术，自主研发的动力不足。如何破除这些障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必须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来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无论是供给引领和创造需求还是质量提升，都离不开“创新”，创新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也离不开体制上的创新，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的是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这种转变很急迫，因为中国经济迫切需要从设计、技术到体制的全方位创新，以实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 适应经济新常态，面临进一步全球化的中国需要在资源配置上求得新的突破 ■进一步全球化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内容，其总目标就是获得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现在的“一带一路”战略、“亚太自贸区”构想、互联互通概念等等就是实现这一战略的重要步骤。 记者：“一带一路”战略在适应经济新常态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石良平：当前要适应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其实面临着要进一步全球化的问题。现在为什么要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亚太自贸区”构想？为什么要以最快的速度和韩国、澳大利亚等长期谈判的国家签订自贸协定？为什么要在上海建自贸试验区，并在短短一年后就立刻把自贸试验区扩展到其他三个地区？这些都和中国经济当前的实际状况息息相关，也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和表现。 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第一也不是很遥远的事，很明显的问题是，中国现在的生产能力与资源配置是不相匹配的，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的发展阶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跨国公司，但我国现在几乎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此外，国内也没有全球配置资源的通道和人才，我们的战略和文化都还没对应这一目标。正因此，我们的发展目标必须进行重大调整，而现在的“一带一路”战略、“亚太自贸区”构想、互联互通概念等等就是实现这一战略的重要步骤。 记者：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当前的短板是什么？ 石良平：最关键在于观念应尽快转变，需要用全球视野看待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进一步全球化这个问题。举一个例子，美国如何描述自己的永久性国家利益？他们的表述包括：确保美国的安全和行动自由、确保获利重要市场和战略资源、阻止敌对势力控制关键区域等。而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意识。2014年，我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两项数据之比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输出资本总额首次超过了输入资本，我国已成为一个净对外投资国。这意味着以后的思维方式、战略目标、政策措施都必须转向一个新的全球化高度。 说到具体的短板，首先目前我国的能源、商品的运输通道虽然有，但很脆弱，海上通路一旦有变故就有极大风险。其次，中国在海外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安全形势也日益严峻，我们保护海外资产和侨民的能力仍显不足，同时，海外投资的政策制订也跟不上投资的速度，很多行为陷入无法可依的境地。 记者：补齐这些短板，哪些工作是可以先做起来的？ 石良平：进一步全球化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内容，其总目标就是获得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这一进程可以预料是艰难的，既有企业自身转型的因素，更有国际层面大国间在配置平台搭建、标准体系构建上的合作与竞争。我想最先可以做的就是组建一批对接国际游戏规则的跨国公司，其中的关键就要培养精通国际经济与贸易规则，具有全球化眼光的人才。 此外，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我们急需“敢于吃蟹”有担当的企业率先走出去。“一带一路”经过的地方，有很多国家情况复杂，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经贸规则很不完善，很多企业想出去，又怕出去，怕在那里会吃亏，这里就需要国企首先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做开路先锋，把局面打开了，后面的工作就相对顺利了。 作为最早进入新常态的省市之一，上海须边总结经验边拓荒开路 ■为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提供合适的环境，这包括实行扶植小微企业的政策以及做好司法改革试点工作和全面从严治党规范意见的实施工作。积极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提升。 记者：适应经济新常态，上海承担着怎样的角色？ 石良平：谈到上海在这一阶段的角色，习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最能概括：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上海是国内最早进入“新常态”的省市之一，其时约在2009年至2010年，我们已面临出口乏力、经济增速放缓、原有经济结构亟需调整等问题。那时候是非常“痛苦”的，高速增长实现不了，当时国家的刺激政策中鲜有适合上海的投资项目，原有产能过剩的企业调整中也经历阵痛，所以从那时起上海积极贯彻落实“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发展思路，这项工作至今已有几年，所以说我们是创新发展先行者是名副其实的。 现在来看，正是由于当时的政策中分给上海的份额较小，我们反倒没有太多需要消化的包袱，企业的结构调整也稳步推进，外加创新驱动的基础相对坚实，这些都成为上海现在构建经济开放型城市的有利因素。 自贸试验区为什么最早落户上海？中国最早的保税区就在上海浦东，先行先试了二十多年，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现在的自贸试验区其实就是在原先保税区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上海再一次承担了为国家拓荒问路的重担，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排头兵。 适应经济新常态，需要我们尽快对接国际规则，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因此自贸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成果显得尤其可贵，这也是为什么原先说试验时间为两三年，现在刚满一年就要推广复制，在全国再推出三个自贸试验区（园区）的原因。 在这一进程中，我觉得上海首先要认真总结几年来适应经济新常态中的经验和不足，为全国经济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参考。其次，为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提供合适的环境，这包括实行扶植小微企业的政策以及做好司法改革试点工作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施工作，这些都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再次便是积极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是实施创新驱动的直接步骤，这项工作如能大踏步向前推进，将为上海的劳动生产率提升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者：石良平，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特聘成员。著有《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贸易便利化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经济波动与监测预警》等，在《经济研究》《统计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