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最早听到
梁中堂研究员长期从事人口理论与人口政策研究，1983年出版《人口学》，1985年至今在山西翼城推行两胎试点，作为独树一帜的人口学家在国内外人口学界占有重要地位。最近出版的《马寅初考》是梁中堂研究员历十余年完成的力作，作为一部异常严谨的学术著作，忠实地还原了那段被人不断误读的历史。
《马寅初考》针对惯常认为的马寅初被错误批判的说法，明确指出并不是马寅初先于毛泽东提出了计划生育，也不是毛泽东批判了马寅初，对马寅初的批判更与康生、陈伯达无涉。实际情况是，建国初期当马寅初听到毛泽东提出的计划生育的建议时写出了《新人口论》，而这个后来被予以极大关注的《新人口论》最早只是马寅初所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四篇附录之一。
1958年到1960年年初，马寅初确实受到过两次批判。但批判马寅初的起因和内容，是批判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并不是因为《新人口论》，尽管在被批判的内容中《新人口论》也是其中之一。马寅初之所以被批判是因为在当时背景下，由于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原罪即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需要改造所导致的批判，在当时背景下被批判属于常态，当时北大冯友兰、翦伯赞等几乎所有的教授无一幸免。正如《马寅初考》中所说，并不是因为马寅初有《新人口论》而受到批判，也正如其他知识分子没有《新人口论》也受到批判一样。《马寅初考》中用一半多的篇幅考证了当时马寅初被批判和康生、陈伯达并无关系，只是“文革”结束后出于多种原因逐步将康生、陈伯达牵涉在内，实际情况时马寅初受的两次批判均与康生、陈伯达无关。
“文革”结束后在为马寅初平反的过程中，为何极其强调其由于《新人口论》而受到批判，以及为何特别强调康生、陈伯达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这或许与当时政府推进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在长期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下，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势必受到多方面的阻碍与反对。通过宣传强调马寅初由于《新人口论》受到批判，尤其是通过“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极力制造推进计划生育政策的舆论，更容易获得公众对推进计划生育的认可与接受。可能正是由于此原因，在当时有意无意地把马寅初被批判的事件放大，人为创造出一个神话，打造有利于推进计划生育的舆论环境。把本来与此事毫无关系的康生与陈伯达拉入，更易放大马寅初被批判的宣传效应，也更易引起普通公众的共鸣。
《马寅初考》强调指出，马寅初被批判只是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神话。在当前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以及计划生育政策饱受诟病的情况下，还历史本原面目更有其必要性。人口生长有其自然规律，靠人为改变人口生育进程将会导致不可预知的后果，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更是经不起推敲，如果不是“文革”期间人口的增加，也没有改革开放后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快速经济发展。
自2004年梁中堂研究员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以来，更多精力从事人口政策发展研究史研究，《马寅初考》是其中一项极为重要的研究成果。《马寅初考》资料之丰、考证之深、历时之久，足以供诸多研究者学习。为完成该书的写作，梁中堂研究员收集了1958年至1960年《光明日报》以及相关年份的《北京大学校刊》、《新建设》杂志等和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有关的杂志，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深入研究，得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书中的推理极为严谨，阅读《马寅初论》会惊叹于作者掌握资料的丰富、考证的细致以及逻辑的无懈可击，凡资料来源均有出处以及相应注释。比如对在马寅初平反的有关人员写的《国内动态清样》的相关内容以及有关批示等，一项项条分缕析，深入分析论证。在对有些人所写的有关康生、陈伯达指示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中，通过深入的分析指出有关文章中的缪误之处。比如有的文章指出1959年康生在北京大学指责马寅初，而实际上1959年康生根本没有到过北京大学。类似的例证也有很多。无论读者在阅读该书之前如何深信马寅初被错误批判，而只要认真阅读了该书一定会推翻自己原先的想法而接受书中的结论。
梁中堂研究员在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历十余年研究马寅初问题有其更深刻的背景。他不但不赞成单独二胎政策，也不认可全面放开二胎。对他而言，计划生育政策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应该全面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而不是是不是应该全面放开二胎的问题。历十余年之久打破马寅初神话，当神话破灭之时计划生育政策的根基也被进一步削弱，这也离梁中堂研究员所期待的全面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又近了一步，哪怕只是微小的一步。
（刘社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