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演讲时称，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言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不过，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石良平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在接受上海观察采访时表示：“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
央企、国企有很强创新能力
上海观察：最近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称，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您同意他这个观点吗？
石良平：不同意。我一直觉得，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是世界银行根据南美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总结出的一个概念，基本含义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很可能集中爆发，以前廉价的要素成本没有了，创新因素还没有生成，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了一个临界点，从而导致经济进入一个长期停滞的阶段。可是凭什么认为南美国家出现的问题就一会定出现在其他国家呢？
其实，每种收入阶段都有陷阱，比如非洲一些国家，收入很低，国家很贫穷，但经济却长期低迷，陷入低收入陷阱；日本20多年经济停滞，陷入高收入陷阱。只不过，现在高收入、低收入国家数量都不多，大多数国家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所以总结认为 “中等收入”是个发展瓶颈。但仔细想想，现在的中等收入国家都是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追赶过程中一定会碰到很多阻力、许多瓶颈，除了自身的问题外，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也不如发达国家。而且，这些发展中国家一开始都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生产要素吸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入，一旦劳动力和生产要素不廉价后，创新能力又没有跟上，瓶颈自然会出现。
中国和这些国家不太一样，特别是和一些南美国家不一样。南美大多数国家主要产业中的最大企业一般都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股，这些企业不仅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创新能力还在发达国家，而中国在引进这些跨国企业的同时，本身也在培养自己国企、央企，这些企业拥有着庞大的科技人员，有着丰富的科研能力积淀，只不过现在还存在着不少体制上的问题，一旦突破体制瓶颈，还是很有创新能力的。这是我们国家和南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最大的区别。
上海观察：所以您觉得央企、国企是创新的主力？
石良平：企业一定是创新的主体。中国很多央企、国企的产品在国际上都很有竞争力。比如振华港机的港口机械水平是全世界最好的。有许多产品都是领先于世界的，只是现在我们的科研创新体制上还没有梳理清楚。举个例子，我国现在的隧道建筑能力是全球公认的，其中用的盾构也基本上是国产的，但盾构的核心发动机都是进口货，其实国产的盾构发动机技术也不差的，但是大家都不用，为什么？因为国产的盾构发动机没有经过工业化试验，而工业化试验是需要把发动机装入盾构中才能进行，生产发动机的厂商没有盾构，生产盾构的厂商不敢冒风险用国产发动机来试验。就这么个问题，我们居然解决不了，这不能说我们没有创新能力，只能说我们的创新体制出了问题。
民营企业可以在中小产品上创新，需要投入巨量资金的创新还得靠国企、央企，集中精力办大事，这是我们国家的优势。
中国几乎不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上海观察：中国现在确实存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您觉得中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石良平：从现象来看，我们国家确实存在劳动力工资上升，但创新能力又没有跟上，同时经济增速下降了，结构调整也很困难的问题。但是再仔细想想，劳动力工资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本身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经济建设最终目的就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工资和劳动力成本是两个概念。劳动力成本是指单位产品中的工资比重。在工资增长过程中，劳动力成本是可以下降的，关键在于劳动生产率增速要快于工资的增速。当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即使工资增长，单位产品中劳动力成本是可以下降的。有些夕阳产业，东西都卖不出去，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些朝阳产业，订单做不完，需要劳动力，所以需要进行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调整，使得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工资增长相匹配。
以前，这种调整是很困难，比如上世纪90年代，纺织工人转岗很困难。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劳动力的知识结构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多大学毕业生，工作和专业并不对口，但他们可以做的很好，可见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对产业调整的适应性非常强。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城这么多年，变成熟练工了，转岗也很快。所以现在是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如果能把劳动力调整到劳动力生产率不断提高的那些行业去，我们就不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而且我们制定了 “一带一路”战略，输出产能，再加上劳动力结构调整，我觉得中国几乎不可能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楼继伟的演讲更重要的意义是在给我们提个醒，敲个警钟。
上海观察：但是，中国经济还面临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太快的问题。
石良平：老龄化是个问题，但是现在和日本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不一样了，工业进入4.0后就不需要很多劳动力了。还有一些行业可能就会消失，比如3D打印就地生产就地消费，运输行业可能会衰退。而且，以后对劳动力年龄限制也会放宽，很多行业更看重经验，和年龄关系不大。所以，老龄化是可以经过技术革命慢慢解决的。
上海观察：日本为了解决老龄化问题也一直在研究机器人，为什么他们的经济增速还是上不去？
石良平：日本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还没有互联网，机器人替代人的技术发展很慢，而且变化是局部的。现在互联网快速发展，互联网+会将所有不同行业的物体连接下来，这个就很厉害。我相信在中国几年内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产业革命。
为什么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企业在中国发展这么快？就是因为中国人多啊，华为、小米的手机为什么发展快速？中国人多啊。互联网时代无限联通的时候，人多的优势就出来了。现在这个时代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看好中国经济
上海观察：如果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不算个事，那么您觉得什么问题是现在急需要解决的呢？
石良平：相比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现在中国更需要解决制度变革以及与新一轮全球化规则接轨的问题。
比如，现在的财政政策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税收实在太高，这给非暴利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经营压力。进口产品为什么价格高，不是关税的问题，而是国内代征税的问题。商品进来先交17%的增值税，然后再交消费税，有的高达20-30%，这样一收税，价格怎么会不贵？所以把大家都逼到国外买东西了。高税率对跨国公司总部的进入也有影响。跨国公司的高管一般都要为高薪交45%的个人所得税，而香港的个人所得税最高才16%，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会怎么选？
第二个问题，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分税制的比例问题。现在大部分财权归中央，但是事权还在地方，维稳、教育、旧城改造都需要地方投钱，事权、财权不对等。怎么办呢？地方靠卖地找钱，近20年地方政府就靠土地收入，土地收入不够，再搞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尽管如此，地方还是欠了很多债。为什么高杠杆啊？地方政府没钱啊。现在的财政政策还不够积极。
在对外开放上，确实，后发国家的开放特别是金融开放会经历一些风险。但是，现在中国是最需要全球化的时候。一方面，我们需要输出产能，培养自己的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进口优质产品倒逼国内企业创新。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发展机遇。以前，美国是个消费型国家，大量进口他国产品，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其他国家的出口，因此美国经济好，其他国家的出口就好，大家对美国有依赖性。现在美国经济要转型，投资回收，也开始鼓励出口了，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就大大减弱了。如果这个阶段，我国主动开放市场下调税率、吸收进口品，同时把产能带出去，这样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其他国家来说就变得至关重要了，这样，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的实现就变得更切实了。这方面，还需要各部门制定更加开放的政策。
上海观察：一季度GDP增速勉强达到7%，创下近六年来低点。您怎么看？
石良平：单看经济增长率意义不是太大。什么样的经济增长率是最合适的，要看其他指标的变化情况，并不是增长率越高越好。如果就业率、通胀率、国际收支情况都不错的话，这时的经济增长率就是最合适的。有的人说现在通缩了，进入了流动性陷阱，这是不切实际的。在流动性陷阱状态下，资金对利率的变动是没有反应的，但我们的现状恰恰相反，市场对利率变动的反应非常强烈，怎么能说是进入了流动性陷阱？还有人担心跨国公司会大面积地撤离中国，我们在苏州做调查，召开了外资企业的座谈会，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大部分外资企业都表示不会离开中国，因为他们不仅看重劳动力的成本，更看重劳动力的素质和已经形成的综合配套加工的能力。
其实，经济增速的调整是很正常的。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新常态的城市，几年前经济增速就下来了，现在上海已经慢慢地走出了底谷。前几年上海的情况，就是现在中国的情况。我相信经过几年的调整，中国经济还是会继续保持中速增长的，我还是蛮看好中国经济的。
石良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上海观察》2015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