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有喜有忧，总体稳定，趋势向好”。经济增长保持了7%的速度，其中制造业、房地产、投资、消费等有所回升，居民收入、服务业、就业、物价等态势良好，进口降幅缩小出口由负转正、制度红利逐渐释放等，整体上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迹象。但是，在经济运行中也存在着通缩抬头、产能过剩、外需下降、成本上升、有些产业下滑、实体经济经营艰难、股市“大起大落”等种种困扰。
实际上，很多国内外经济变量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着明显的影响。从上半年来分析，这些内外部经济变量，既存在着一些有利条件，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总体看：有利条件相对多一些，但一些不利因素的杀伤力很大；内部经济变量的有利条件比较多，但外部经济变量的不利因素也比较多。
由此判断：第一，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外部经济变量还在不断变化之中，需要严密关注；第二，这些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正在不断转化，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总体上可以彼此抵消；第三，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没有根本改变，短时期内发生突变的可能性不大；第四，经济运行尽管有些起伏不定，但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运行总体平稳；第五，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露，但仍然需要通过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予以化解；第六，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但经济发展亮点有所显现，经济、产业、需求、区域、收入分配等结构都有积极改善；第七，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要素出现变化，但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有所转化，拼资源、拼环境、拼成本的方式有所转变，新产业、新行业、新模式等不断涌现；第八，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十分严峻，必须在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保持一定的增长动力，才能确保经济稳定增长。
对于2015年来讲：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仍然保持在可接受的合理增长区间，也出现了一些企稳和向好迹象。但是，国内外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经济下行压力依然严峻，经济增长趋稳基础依然不牢固。下半年，如果内外部经济变量不出现重大的突变，如果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得当，就可以认为，不仅可以确保完成全年7%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且一系列结构调整也会取得一定成效。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中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前提和必然要求。对于这一点，全国上下、各个层面、各行各业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掉以轻心。当前，最为关键的是要发挥好宏观调控政策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作用。针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现实态势，目前应该积极采取一些关联效应大、短期见效快、影响比较持续的宏观调控政策，有效化解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切实推动经济稳定增长。重点要打好五个方面的“组合拳”。
宏观经济运行政策方面的“组合拳”，其核心：一是对以往的紧缩政策进行必要的清理，积极推出适时、适当、适度的调控政策，应对通货紧缩的风险。经济新常态，不是不要经济增速，关键是要形成有效需求、有效投资、有效增长。二是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除了采取“双降”货币政策之外，财政政策应大有作为，尤其要在推动投资稳定增速、调整结构、消化产能方面等起到特殊作用。三是促进股市稳定健康发展，培育慢牛市场，降低新三板门槛，适时推出创业创新板，继续扩大直接融资的规模和渠道。四是适当扩大地方发债额度，用于有效平衡和对冲地方融资平台的规模，同时推动PPP 模式融资，将一些公共项目向社会资本开放,减轻财政压力,填补融资平台剥离后的缺口。五是信贷政策和货币政策应给予地方政府一定喘息时间，在“稳健”的大基调下,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定向宽松政策,保证地方政府融资畅通。
激活微观经济政策方面的“组合拳”，其重点：一是在财税环节，应该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减免税额度。去年10月起，月销售额3万元以下小微企业，已经免征营业税和增值税，但由于起点不高，政策效应有限。当前来看，可以适当提高小微企业免征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起点，还应该适时调整部分产品的增值税率，降低企业税负。二是在社保环节，适当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费率。今年2月，国务院决定把失业保险费率由3%统一降至2%，这对于企业社保环节的减税降费来讲，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目前，企业成本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劳动力成本比较高；劳动力成本比较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保成本比较高。从这个角度来看，还可以适当调整企业社保缴费的费率，从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三是在服务环节，清除企业成本上升的不合理因素。4月份，国务院明确提出要清理涉企收费，下调工商电价，这对企业成本下降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除了继续加快取消一些行政事业“任性”收费之外，还应该关注两个方面推高企业成本的因素。分别是：公共产品提供方面比较高的服务价格；由于垄断因素形成比较高的服务价格。四是在创业创新环节，要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面清障开路。从制度设计、政策措施、体制机制、社会舆论等方面，为全民的创业创新活动创造基本条件和市场氛围。
扩大国内需求刺激消费方面的“组合拳”，其关键：一是实施积极的鼓励消费政策，帮助消化过剩产能。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除了调整产业结构和提升产业能级之外，推动消费增长也是重要之策。因此，应根据“有保有压”原则，对一些重要产业领域，尤其是同老百姓生活直接相关的产品，出台一些促进消费的激励政策。比如，以前曾经实行过的家用电器“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效果比较明显，老百姓也得到了实惠。当前来看，这种显性的消费激励政策，能够比较快地产生效果，可以起到消化产能过剩的作用。二是继续启动刚性需求，活跃房地产市场。重点是要在保障住房封闭管理和保住民生底线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一套自住商品住房购买或置换门槛，降低贷款成本、交易成本与持有成本，推动刚性需求成为现实需求。三是降低进口商品税费，把流向境外的消费拉回国内。2014年中国人买走了全球46%的奢侈品，由于国外品牌商品在境内外的价差非常大，使得中国消费者倾向于境外购物。一方面2014年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首次出现负增长，较2013年下降了1%；另一方面中国消费者在全球奢侈品市场的消费上涨9%，达到3800亿元。因此，降低进口商品税费和价格，让消费者在国内消费，不仅有利于提升消费者福利，而且能够增加消费税收入，避免老百姓和政府双方面的福利损失。四是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国外游客来华旅游规模。要进一步推动实施境外游客离境退税政策，扩大政策实施区域范围，提高离境退税额度规模，鼓励国外游客在中国购物消费。
产业经济发展领域方面的“组合拳”，其要点：一是中国将进入一个产业替代的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千头万绪，但总有轻重缓急，因此，既要谋划好未来的产业发展，还要兼顾好当前产业的生存。二是政府对产业发展作思路调整。对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类产业，政府应做好必要的发展规划和统筹安排；对市场竞争类产业，政府可以少做甚至不做发展规划，让市场起到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妨引入“负面清单”模式，来一点逆向思维。也就是说，政府只规划什么产业是限制发展的，什么产业是禁止发展的，其余发展什么？让市场去决定，让企业自己去做选择。三是加快推进“互联网+”行动，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尤其要宽容互联网经济创新，确立“先发展、后管理、在发展中逐步规范”的原则，对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进行必要的梳理。对互联网的“小而不弱”的小微企业，应在工商、税收、市场监管等方面采取“放水养鱼”态度，扶持小微企业做大做强。四是完善政府采购，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企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实际上，我国庞大的政府采购规模，可以直接转化为最大的制度优势。例如，对新能源汽车扩大量产、对中小企业产品推广、对扩大使用电子商务，政府采购都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
外资外贸发展领域方面的“组合拳”，其重心：一是整合各方力量，推进外资外贸稳定发展。要打好四个“稳定”硬仗，即稳定思想共识，重申外资外贸的重要性；稳定外资预期，保持外资利用规模；稳定外贸增长，保持中速前行水平； 稳定外部环境，加快各类贸易谈判进程。目前来看，应及时推出进一步的支持政策。二是积极利用外资，稳定外资预期。目前，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以及中国经济下行等因素，外资利用出现了不稳定，一部分外资向境外转移。因此，对利用外资的重大政策，由各个政府部门联合出台文件为好，避免从部门角度出发，改变外资利用预期。同时，利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进行自贸区试验的机遇，通过扩大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对外资引进实行负面清单方式，还要不断优化外资利用。三是创造制度红利，稳定外贸增长。在去年推出稳定外贸政策的基础上，如果外贸继续下行，应及时推出进一步的刺激和支持政策。对外，应该充分利用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探索建立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平台和关键工程。对内，建议一次性把汇率调整到位，缓解外贸下行压力。同时，加快外贸体制改革，切实减轻外贸企业负担，实行出口和进口并重、“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此外，由于黄金、石油、大宗商品价格在历史低位徘徊，应该可以考虑扩大原油和大宗商品储备。
作者为上海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来源：《解放日报》“新论”版 2015.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