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今年是顾准诞辰100周年。1957年，顾准在《经济研究》第3期上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以下简称《试论》）一文。这篇论文作为罪状之一给作者带来了被打成右派的厄运，也奠定了他后来成为中国学术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在关于顾准的学术研究中，人们对《试论》的理论内容、创新价值及其在顾准思想发展中的意义关注较多。笔者根据已公开出版的四卷本《顾准文存》中的丰富资料，觉得顾准撰写《试论》一文的真实缘起尚需厘清，这不仅有助于准确勾勒顾准经济思想的自身脉络，而且对加深认识顾准思想与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关系不无裨益。。
对《试论》一文的核心思想，顾准在1969年所写的一篇材料中坦言相告：50年代中期，“在经济问题上，在苏共二十大及其后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我也把此前的强调市场体系、价格体制、经济核算、物质刺激这一套秩序系统化起来。此前没有经验过国家计划，现在经验过了，也加以考虑了，所得的结论，表面上是二元论的，实际上是否定国家计划作用的。我强调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我说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是不能持久的。我所说的行政方法，其实包括‘经济方法’以外的一切方法，这里既否定了‘计划第一’，也否定了经济战线上的群众运动。我认为经济建设是和平建设，主席的人民战争的方针并不是经济战线上的根本方针。”这段文字思维严谨，观点清晰，从中可以看出顾准对计划经济的质疑既受前苏联共产党二十大的影响，也基于他此前已具备的市场经济知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顾准在指出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方针不适用于和平时期经济建设的同时，又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阐述的思想深深折服。
1955年9月，顾准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分别是：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其中前五个关系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后几个关系也涉及到经济问题。毛泽东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总结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在计划经济体制刚刚确立之时，他就注意到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问题，主张结合国情、有区别地学习外国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经验，实际上预示着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需要在实践中进行调整和创新。在听取了传达报告以后，顾准萌发了进行相关理论研究的灵感。
顾准先写了一篇学习体会文章。他回顾写作动机时说：“在学习主席这一报告之前，我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时曾多少涉猎过苏联农产品交售制度，农业劳动者报酬水平，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关系等的具体情况，两两对比，对于主席在这一报告中所作指示，深深感到其英明伟大。”这篇体会文章的重点是“阐述国家在农产品收购中贯彻等价交换的必要性，探讨农产品收购中流入农村的购买力，怎样形成工业品的最大市场，以及它对工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由此来阐述主席关于多发展一些轻工业，整个工业发展速度不会放慢，只会更快的指示”。在此基础上，顾准又将文章中强调的等价交换政策是遵循价值规律这一客观规律办事的表现的观点加以扩展，写成了《试论》一文，即把原先用于分析农业问题的价值规律理论扩大到了整个国民经济领域。
当时的日记保留了顾准对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和理论体系的深刻反思。如1956年3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社会主义的再生产是更有计划的进行这一件事，更少依靠价值规律的作用。从以上两点来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说明算不算充分的呢！再往前追溯，比例又从何而决定的呢？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目前那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问题实在还多着呢！”3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体系，现在弄得支离破裂，既强调按劳计酬，又简单不承认按劳计酬在商品货币价值形式中的作用。”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才懂得，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原来是专门用来反马克思的。大概从1947年反世界主义以来，苏联经济学界恐怕也是在强调苏维埃经济的优越性，而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第五章则成为拦路虎。这就需要有人出来打虎，斯大林就来担任打虎的任务。可是，实在这‘编’不成一个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4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面对着目前资本主义国内的实践与理论，怎能以一个不变的教条：列宁关于国家是专政工具，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竞争与无政府状态，而对大量存在的事实闭目不看，充耳不闻，深闭固拒呢？这个思想体系，与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在哲学上是一贯的，这是独断主义式的唯心主义。”5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斯大林在政治经济学上的错误是把自己三十年前那一段‘产品’绝对化了，教条化了。以至遗害了苏联40年代与50年代初期的经济发展。”
对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顾准也有忧虑和打算。如1955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效率高低，是被当时的社会生产水平，社会劳动生产力所决定的”，“不能建立一个绝对的标准”，“我们现在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力是什么情况呢？是世界标准的高效力与中世纪标准的效率同时并存……我们过去是追求高效率，不高的不要，甚至搁起来不让它进入生产阵地，这是非马克思主义，这是教条主义。”他希望对1949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做一个深入的研究，在1956年3月15日的日记中表示：“如果有机会做研究工作的话，必须死心塌地的钻研下去，并且决心穷毕生之力来做这件事。这里不仅是理论的、历史的研究，并且必须以充分的时间与严肃态度来对待实际经济问题。”3月29日的日记中说：“如果这一生能够看到苏格兰兵的裙子在南京路上晃，日本兵的坦克在北四川路上开；又能够亲自参加过抗日与解放战争的队伍；又能够亲自看到在高涨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实现高度的文明，真正实现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这一生也就不算虚度了！仅仅看到用野蛮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这还是多么不能满足呀。”
由此可见，顾准先写对《论十大关系》的学习体会，然后再扩展深化为《试论》，是为了在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这既是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及其理论谬误的扬弃，也是对中国经济已经暴露出来的急于求成、好高骛远等毛病的洞察和告诫。他希望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正确思想方法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能够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传统计划体制的新路。历史地来看，顾准的希望也是许多人的期待。当时，党的八大即将召开，刘少奇对胡乔木等人说：“有了主席的这个讲话，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调就有了，指导思想就明确了。起草八大报告要以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 1975年，邓小平大力进行各项工作的整顿，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在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认为“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他向毛泽东建议把《论十大关系》“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以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但无论是党的八大确定的路线方针，还是文革后期邓小平提出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之前先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的建议，都未能付诸实施，其原因错综复杂，对此，顾准关于《试论》的一个检讨值得重提。
在关于顾准经济思想的研究中，他与孙冶方之间的一次学术交流被人津津乐道，传为佳话。1956年，孙冶方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这篇文章的后记中说：“还在今年初夏，吴绛枫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就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给我看。”1993年，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的张劲夫在《文汇报》发表《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一文，其中写道：孙冶方逝世前，他又嘱咐吴敬琏等人，以后整理出版孙冶方文集时，一定要把由于顾准被批判而删掉的那个后记附上，不能遗漏，“这一史实，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顾准曾向冶方提出过他的看法”，这在50年代是很难得的；二是“冶方的严肃科学态度”。
对这件事，顾准曾作过反省。他在“十年动乱”期间写的有关材料中表示：“写作《试论》时，为了《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的一段引文去向孙冶方请教过”，但是，“我这样引证马克思，其实是在歪曲马克思。因为我引证的，马克思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还要起作用的那段引文是‘孤证’，我对它的解释也是和马克思的本意相违反的。除此之外，《资本论》各卷论价值之处，《哥达纲领批判》，以至后来我读的浩瀚的马克思的著作，都否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价值范畴。到1957年春，我所读的马克思的著作虽然还比较狭隘，大体上我已肯定了上述看法，并且认为马克思之所以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价值范畴，是和他的根本哲学思想相关联的”，“我在《试论》中引证马克思，实际上歪曲了马克思，我自己知道这一点，1963年或1964年的政治经济学组的讨论会上我公开承认这一条，并说过‘至今觉得违背了科学的良心’”。这段文字表明，顾准在写作《试论》时，为了阐述的需要引述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当时认为增强了说服力，但他随后发现这一引述并不代表马克思的基本看法，因此在科研规范上，是有违学术良心的，不足为训。
顾准的这一反省，体现了一位思想家的科学精神和理论深度。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够引用革命导师的论述来为自己的观点提供证明，或减轻错误，在有些人是求之不得的，但顾准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连原先的引用也予以否定，这并非迫于当时的压力而进行的自我作践，而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真诚，对科学理论的自信。众多史料表明，顾准在步入人生的逆境以后，通过长期的阅读和思考，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之所以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价值范畴，是和他的根本哲学思想相关联的，简而言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运用了一种替代市场经济的方法论，即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方法论整体主义，这种方法论对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实现社会革命是适合的，“锐利”的，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经济决不能教条主义地全盘照搬。这同他当时就认为经济建设是和平建设，人民战争的做法并不是经济战线上的根本方针的观点是完全吻合的。
重读顾准的检讨，可以启发人们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在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对价值规律有限制的运用，让市场机制发挥辅助的、从属的作用，并不很困难，问题在于，要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就非得在理论上搞清楚市场体制优于计划体制的根本所在。顾准之所以由理想主义转变为经验主义，是因为他认识到沉溺于对“终极目的”的追求，用教条主义的理想主义取代经验主义的实践探索，是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许多失误的根源所在。在他看来，“真正的，首尾一致的唯物主义，必须是经验主义的。即一方面承认人的头脑（心智）可以通过观察、直观、实验、推理等等一切方法来了解事物的过程，作出各种各样的假设，这些假设的妥当性限制在哪个范围，其或然率是高是低，唯有事实才能加以验证。”基于这种意识，顾准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命题，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一个艰巨、长期、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实践探索过程。不难看出，在顾准的思想历程中，撰写《试论》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他的那个检讨显示了理论攀登的高度，他的研究结论已经被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证明是科学的，而市场经济改革正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则凸显出顾准经济思想的深邃和前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