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以前由于学术研究的需要，笔者对顾准的经济理论关注较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顾准之所以能够率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胆创见有了更深的了解，他的探索，他的睿智，他的成就，都与他如饥似渴地读书有关，特别是“读史”。
在眼下林林总总的有关顾准的书籍中，我觉得200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存》编得较好，这套《文存》共分《顾准日记》、《顾准自述》、《顾准笔记》、《顾准文稿》四册。它的优点是资料最为丰富，归类比较合理，当然也有一些缺憾，如在《顾准自述》中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省略”处理，对后人的研究会造成困难，但在总体上，这套《文存》是读者完整认识和研究顾准的首选。例如，顾准的特立独行是众所周知的，但他的理论自信来自何处？他的远见卓识是怎样形成的？对此，单单读他的论文是不够的，需要翻阅更为私密性的文字记载，如日记、书信等。
高建国的 《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中说，“文革”加剧了顾准的苦难，也是他思想历程的新起点，“那时，顾准唯一能做的，就是没完没了的体力劳动，写交代和外调材料，加上三天两头挨斗陪斗，苦不堪言。然而，顾准却在受尽折磨的境况下，干了一件令众人叹服、使造反派吃惊的事情”，这就是“读史”。
顾准对历史的系统研究起步于“十年动乱”初期，但意识到历史的重要并开始认真“读史”则是1950年代中期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时。当时的《顾准日记》频繁出现这样的记载或感触：1955年11月25日，“自1940年以来，长时间没有进行这样的学习了。而回忆1940年以前的学习，也实在可怜，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不了解的，从培根以来的近代思想史是一片模糊，希腊罗马是毫无所知，这就使读书缺乏重要的历史知识的基础”。1956年1月5日，“读考茨基土地问题……历史就是这样的，无论如何是继承性的。被表彰的，比起实在的内容来，总是表彰得多些。被批评的，却往往有些灿烂的珍珠，未被承认而确被使用着。完整的历史观点本来也确实不易啊！”2月15日，“假期已将终了。读了几册历史书，又买了几册历史书。读了的是新编近代史第一卷，1939年近代史第一、二分册；尼基甫洛夫的中世纪部分，中学生参考史的中古世界史。买了的除中古世界史外，有地图二份，大唐西域记，周谷城的中国通史等。这一回，也许还来得及将近代史五本粗读读完，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带出去，还有苏联通史二本”。“读历史就不是无用的。严格的历史眼光，会大大提高客观冷静的成分。”
早在20世纪30年代，顾准已经是立信会计学校的大牌教授，不仅讲课精彩，还是好几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会计学、管理学教材的作者，后来参加了革命，政治类书籍自然不会少读。50年代中期，在受到不公正对待以后，他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进行了系统钻研，同时他希望通过“读史”，不仅能够弥补知识的短板，而且有助于解答他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困惑，思考国家未来的发展问题。他的“读史”，主要是世界经济史，中国通史。到了60年代，这些阅读和积累，经过与实践的印证，经过缜密的思考，结出了绚丽的果实。
《顾准笔记》中的第一篇《历史讨论》写于1967年。在《历史讨论》中，顾准认为个人主义、私有制和民主制等是决定中国和欧洲不同历史走向的关键点。他指出：中国古代专制集权“这一套僵硬化的东西，到宋明为止，还维持了当时世界上十分先进的繁荣水平”，“可是这套东西，到头来不适合17-19世纪的世界的突飞猛进。唯其存在久，功绩大，所以丢掉也慢”。通过对传统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审视，顾准断言：“不必惋惜中国 ‘从来不是资本主义民族’。历史上没有任何条件使中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人类文明总是互相传布互相渗透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可不能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拿这种态度来学习，是什么也学不到的。”当然，顾准对中西历史的比较和思考，更为成熟的见解还是反映在写于1970年代的 《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
顾准的“读史”给人以怎样的启示呢？我的感悟有三条：其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如果没有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疑惑，顾准是不会光凭兴趣去涉猎历史的； 其二，要有雄厚的相关知识匹配，顾准的经济学、数学、外语基础扎实，这为他阅读和梳理西方学术原著，进而展开中外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三，要有哲学的高度，顾准的“读史”，以方法论为引领，又以对方法论的证明为终结，他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转变为一个经验主义者，既得益于自身的实践体验，也汲取了前人的经验性知识，经过思考、归纳和提炼，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清晰判断，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依据经验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含义，其运行和增长离不开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
在顾准身上，我们看到了“读史”对一个思想家成长的重要价值，也看到了人类文明的智慧积淀对未来的发展是何等的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