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突破口，全力深化改革攻坚，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率先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是上海的光荣使命与历史责任。本报特邀曹德明、石良平、凤懋伦、陈飞翔四位委员、专家就此发表观点意见。
■ 对话人：
曹德明 市政协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
石良平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凤懋伦 市政协委员，致公党市委秘书长
陈飞翔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 主持人：
本报记者 马 赛
主持人：开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十三五”时期，上海应立足全局，跳出6700平方公里地域范围的局限，争取在国家发展战略全局中发挥更加重要的战略性、功能性作用。上海要努力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就应致力于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请问我们应该聚焦哪些重大方面？
陈飞翔：上海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科学技术和产业创新能力较强，市场规模和竞争活力强。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向更高水平开放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继续发扬敢作敢为的精神，加快构建四个平台的步伐，让上海尽早形成中高端的对外开放模式。
一是开放制度创新平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在探索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方面有了初步的成果，当前需要乘势而上，一方面在贸易便利化、引进外资和金融开放等方面要迈出新的更有成效的步子；另一方面要把对外开放与完善国内市场体系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提升整体经济运行的开放水平。
二是要素输出整合平台。我国对外开放总体上已经从引进来为主转向以走出去为重心的阶段。上海既要大力促进本地优势企业积极拓展海外直接投资，更需要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企业走出国门提供综合性服务，在落实和加速“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三是服务贸易升级平台。一方面，上海应当更积极地扩大对国外的高端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进口，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上海也需要大力推进我国的金融服务等行业对外出口，进而从实际经济运行的角度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步伐。
四是国际机构空间平台。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等已经选址上海，未来会有更多的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进入上海。现在开始应当在城市规划方面预留空间，在城市服务设施等方面早日安排配套建设，让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迈向更高的档次，形成新的风貌。
凤懋伦：有两点值得考虑。
一是致力于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把握趋势，需要结合上海的实际，研究未来经济社会环境等发展趋势，这个趋势有全球的、中国的、上海的，谋定而后动。上海已经做了未来30年的研究，做了“十三五”的研究，做了“2025”的研究，2020年要基本建成“四个中心”，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础非常好，但是就某种意义而言，现在对于一些消费领域的、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现阶段看来规模不会很大的、但是未来发展前景很好的产业关注不够，我们要摆脱传统思维的桎梏。
二是致力于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我们要进一步练好内功，立足全局，跳出6700平方公里地域范围的局限，不可能全部由政府来做，也不可能单靠国企，更多的是要发挥非公企业和全社会的积极性，需要“八仙过海”“百花齐放”。所以完善政策环境和相关服务，培育企业和社会的活力至为关键。过去我们做了许多，有许多政府职能转变举措，有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等，但是也有不完善、缺失之处，特别是基层主动服务、跟踪服务的意识和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需要进一步练“内功”，培育“八仙”、培育“百花”。
主持人：由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带来的政府职能转变与扩大开放的举措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开启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阶段。结合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如何进一步发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功能，不断拓展改革新领域，形成更多制度创新成果，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发挥重要作用？请谈谈对此的思考和建议。
石良平：今年9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运行将满三周年，这一时间节点是自贸区改革试验的窗口期，需要对自贸区实质性进展与总体方案所设定的目标进行全面地对照和总结。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国际上传统意义的自由贸易区（FTA）、自由贸易园区（FTZ）的含义都不同。FTA是指独立关税主体之间以自愿结合的方式，就贸易自由化及其相关问题达成的协定。而FTZ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境内设立的实行优惠税收政策和海关特殊监管的一小块特定区域，其主要功能是降低贸易成本和通关便利化。虽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形式上像FTZ，它是境内的一个特定区域，但这里正在推行的试验更接近FTA，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试验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开放、贸易便利化、金融制度创新、行政审批程序减化，这些试验项目都是在为FTA 作准备。
目前我国已与14个国家或地区达成FTA协定，除了2015年签订的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外，大多都是小国，与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间的FTA并不多。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目前已设立的四个自贸试验区的本质工作，就是为中国更大规模、更高标准、更高开放度地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FTA作准备，也是为中国进一步开放作准备，包括放松准入管制、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等。
自由贸易试验区运行两年多，成效显著，但距离总体方案所设定的目标还有差距。加快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目标进程，服务业开放幅度要加大，贸易转让方式转变要加快，离岸贸易、大宗商品交易开放度要加大，金融领域创新步伐要加快，一系列法制保障体系亟待形成。另外，作为国家战略，四个自贸区之间的协调联动，亟需中央层面的协调、指导机制；自贸区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对接融合、自贸区与长江经济带的深入融合等，都需要深入研究和具体规划。总之，根据新形势发展和要求，立足国家战略、围绕制度创新，重新修订和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总体方案和自贸区条例，进一步发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引领作用，为下一轮改革开放打造一个更加开放、标度更高的试验田。
凤懋伦：上海紧紧围绕制度创新这一核心，推进自贸区建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有效运行，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制度创新得到有序推进，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已初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成效显著。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十二届四次会议上海团审议时，希望上海坚持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突破口，全力深化改革攻坚，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并且强调“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要深化完善基本体系，突破瓶颈、疏通堵点、激活全盘，聚焦商事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开放创新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率先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加快形成公平、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上海任重而道远。
进一步推进自贸区建设有许多方面的工作，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自贸区服务整个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的问题，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上唯一的自贸区，推进贸易便利化，通过通关便利等服务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的发展，对作为国家战略的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中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应用的问题。作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工作，上海要在强化政府信用信息公开，完善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和公共信用信息应用清单等方面加大力度，今年市人大要在已有相关办法规定的基础上，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制定社会信用条例，将大大推进上海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而在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产业促进扩大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应用，探索建立采信第三方信用产品和服务的制度安排，支持信用产品开发，促进征信市场发展等，对自贸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持人：上海是“一带一路”最大首位城市，上海有条件、有责任服务好“一带一路”战略，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先行者。上海已经制定了贯彻“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意见，重点聚焦经贸投资、金融合作、人文交流、基础设施等四大领域。您认为上海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作为、有所突破？
曹德明：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而言，开放理念极为重要。通过进一步开放，通过国际交流和合作，我们可以汲取世界文明的精华和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对于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而言，“一带一路”这一战略构想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和极好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是具有全局性的国家战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破解我国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匮乏，已成当务之急。我们国家外交上不缺顶层设计，缺的是接地气的东西——对区域、国别研究真正了解的人才仍远远供不应求、文化创新力不足。坦率地讲，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50多个国家的人文历史、经济社会、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了解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对其中有些国家还知之甚少；能对这些国家进行深入的国别研究的人才仍远远供不应求。
我国正在加大“拔尖创新人才”“非通用语人才”“国际组织人才”“优秀来华留学生”“国别问题研究人才”五类人才的培养，以应对我国在非通用语种、国际组织等方面所面临的人才储备不足问题。上海作为“一带一路”最大首位城市，更应当好“开放”的排头兵，需要有很强的国际引领能力、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具体来说，上海要进一步提升城市语言能力、设置解决全球问题的议程能力、全球文化创新力等。当前要重点加强规划和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语种，要加强各个对象国和地区的研究力度，突出人文研究，提高历史研究和宗教研究水平，解答这些国家的国情、地区问题和中国交往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推进全面开放，要求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
凤懋伦：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上海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其通过长江经济带一路向西，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海上四通八达的航线与海上丝绸之路相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按照上海已经制定的贯彻“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意见，可以在许多方面发挥作用。就当前来看，在三个方面可以先着力：
一是上海的企业可以成为践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先行者。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年发展，上海已经产生了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企业，有技术、有产品、有生产能力，因此可以“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合作。实际上近几年内，上海已经有企业在这方面作了有益地探索和尝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是上海可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科技合作。上海正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而在互联网时代，科研工作可以借助于现代信息化手段在世界各地进行，因此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促进科技人员交流，进行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等，可以做许多事情。
三是上海可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推进信息化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是互联网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海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了一定的力量。可以借鉴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做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合作，推进信息化建设。
主持人：作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潜力与空间足以让人充分想象。上海是长江黄金水道的龙头，龙头舞起来，龙身才能摆起来，带动长江经济带加速发展。带动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协同发展，发挥长江三角洲地区对外开放引领作用，我们可以有哪些新思路新举措？
石良平：如今审视经济社会发展,就不能忽视自贸区对国家各项发展战略的带动作用。国家设立的4个自贸区，肩负不同使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带动长江经济带开放与发展。从历史上看，长江经济带是丝绸之路的起源点，长江经济带所生产的丝绸、瓷器、茶叶都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载运物。
正因为这个关系，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存在着天然的关系，而上海自由贸试验区正是这“二带一路”的核心区域，是推动“二带一路”改革开放发展的龙头。 因此，在“十三五”期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任务将会进一步拓展，通过更开放的体制机制，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陈飞翔：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充足、市场前景最广阔的区域之一，“一带一路”战略事关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空间，必须也应当把开发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战略两者当作一个整体的大战略来考虑，通过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经济型体系来达到预期的目标。上海应当为实现两种战略的融合，发挥特殊的作用。
首先，以自由贸易区建设加速长江经济带的开放转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要更多地面向长三角地区来推进各项改革开放措施，重点是通过深度的市场开放，促进长江经济带的产业整合与结构升级。比如，海关通关等贸易便利化应当尽早在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实现联动。
其次，以市场龙头的身份引领长江经济带的要素输出。相对而言，我国长三角地区的产能输出紧迫性更强，能力也更胜一筹。上海应当发挥在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和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更多地促进企业通过组团方式开拓“一带一路”国家海外直接投资项目。
最后，以国际化大都市的优势吸引“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向长江经济带扩散。高水平的开放是双向的开放，上海的区位和市场优势非常明显，要让“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企业更多进入上海市场然后梯次转移到长江经济带区域，强化“一带一路”的经济交往内涵，真正形成区域性的命运共同体。
主持人：上海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两大战略交汇点，正在积极谋划发挥两大国家战略叠加优势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优势。上海正在加快建设科创中心，着力加强“四个中心”与自贸试验区建设、“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深度结合，对新一轮建设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陈飞翔：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加强政策引导是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选择，而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特别要注意从全球化视角来思考，如何改进我国的供给效率，在实践中努力通过构建中高端开放模式，来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一国的总供给与开放水平之间的关联越来越密切。现实生活中不难观察到，一国的总供给能力与开放程度之间整体是正相关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都会存在相应的局限性，越是开放就越是能提升一国的市场供给能力，保障满足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的需求。另外，一国总供给的运行效率则更是与开放水平息息相关。比如，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模式、国家之间的利益分享方式等直接影响国内的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演变。
着眼于未来经济发展，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更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更为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全面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来提升供给能力。现实生活中，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在更高层次上来更好地实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有机融合。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过于偏重国内市场均衡的传统思路，立足于全球经济竞争形成新型的产能发展布局。要从根本上改革一事一议地推进对外开放的传统方式，着眼于全球市场融合形成开放型经济运行体系。要从根本上突破片面强调利用世界市场促进国内发展的思维定式局限，植根于全球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成主动引导国际经济潮流的新格局。
曹德明：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须重视城市语言能力的提升。在上海大力推进“四个中心”建设，开展自由贸易区试验，推动产业转型，创新发展之际，更有效地提升城市外语能力，激发城市进一步面向国际开放的积极性，将有助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和科创中心建设。
上海要提升城市语言能力，包括外语人才储备、拥有的外语资源、居民多语种使用能力、外语服务应用能力、外语服务能力等。瞄准国家和区域战略急需，作为培养语言人才为主的高校，上外正在推进“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多语种”指的是学生要至少精通两门以上的第二语言，具有出色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则意味着互通互联，要求学生在多语种的基础上，打破专业学科壁垒，成为在某一领域的专精人才。
上海要加强智库建设，让上海成为设置解决全球问题议程的咨询服务中心。上海的交通、场馆等硬件建设日新月异，我们的软件建设也要紧跟其后。上海要进一步激活高校、研究机构的创新活动，发挥人才集聚效应，吸引全世界的学者、专家到上海来开展短期或长期的学术交流研究。上海应具备设置解决全球问题议程的能力。这里的全球问题包括气候变暖、金融危机、反对恐怖主义、城市化等。
上海要提升全球文化创新力，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也是世界的上海。上海应该与纽约、巴黎、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全球影响力对标。创新需要多元文化的深入交流、不同文明的沟通交融。全球化时代的创新更需要多元文化的深入交流，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促进互相交融；也更需要突出特色，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品牌。上海具有“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在提升全球文化创新力方面，上海一方面要抓住全球前沿；另一方面要彰显中国特色。
来源：《联合时报》2016年3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