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安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傅新华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
■本报特派记者 陈抒怡 张骏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当过去发展所依靠的人口、土地资源“红利”不再时，何以驱动新一轮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旧动能”迭代更替，将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视作“双引擎”。而在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更是对上海提出了明确要求，既努力为经济发展筹集动员更多要素和资源，又着力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新旧动能”转换的要求，折射出“创新”正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上海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当口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是必须把握的三个着力点之一。上海这几年一直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这几个方面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张兆安：“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一种重要体现就是新旧动能转换，就是通过持续创新，把动能转化过来。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三高一低”的方式来拉动，再加上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随着资源和环境约束，国际经济持续复杂低迷，外贸进出口总值出现负增长。这说明，之前的发展模式到了不得不转变的时候。
过去，上海明确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要求，尤其要减少对投资、重化工业、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房地产业的依赖，更多依靠创新来带动经济增长。尽管这种动能转化需要付出速度的代价，2010年以后，上海曾有两年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时压力还是挺大的，但上海坚持住了。现在上海的GDP增速已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了，动能转换取得较明显成效。
傅新华：新旧动能转换，实则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源禀赋、成本因素各方面发生变化，发展模式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事实上，这种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认识到这一规律，我们就应该主动调整，以图长远。上海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也提前遇到了土地、人口、环境等要素瓶颈。所以，10年前上海就开始坚持经济结构调整，以创新作为驱动力，发挥自身优势，发展高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四新经济”，努力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效用。
记者：怎么评价上海这些年新旧动能转换成果？
张兆安：由于上海新旧动能转换启动较早，走得较快，所以在各方面呈现出良好成果。一个是动力结构得到转换。在经济增长中，更多依靠创新，比如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提高。二是产业结构得到转换。去年上海服务业比重达到67.8%，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三是产业内部结构得到调整。制造业减少了对重化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的依赖，服务业减少了对房地产的依赖。四是资本结构得到优化，去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登记注册企业1.8万家，新设外资企业数量是前年的1.5倍，自贸区正成为外商、民企投资热土。
傅新华：创新驱动发展的方向很明确，高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信息化为基础的各类新经济取得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上海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现在也意识到一些问题。比如制造业下降过快，工业在整个产业格局中比例不到30%，可能造成制造业“空心化”，先进制造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没完全“长”出来，就好比有些产业培育了几年，虽然禀赋极好，但还是有些等着投入的“青年学生”，没到产出的时候。而传统产业掉得太快，这中间就有一个“速度差”，会有一段“青黄不接”，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确确实实正处在新老产业交替、新旧动能转换的当口上。“双引擎”很有道理，要把有传统优势的产业做得更高端，在培育新技术、新业态同时，传统优势产业升级能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保障。
疏解非核心功能以降低商务成本
记者：现阶段，上海新旧动能转换进程中存在哪些瓶颈？
张兆安：上海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还有一些“短板”要补。在经济领域，需要解决好产业发展与商务成本的关系，目前一些企业感到商务成本压力太大，其中有企业自身因素，如能级较低又缺乏核心竞争力，但有些企业无法控制的制度性成本，确实也需要政府在“降成本”方面有所作为。今年政府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重要工作，中央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上海应该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结合上海实际，切实把一些管理制度造成的交易成本降下来。
商务成本高其实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之一，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要疏解特大城市的非核心功能，也正是治疗“大城市病”的一个重要措施。对于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来说，从无限发展变成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重要方面。
傅新华：商务成本过高确实令人担心。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也是让一个区域经济产出和管理运行成本达到平衡的一种方式。首先高污染、能耗超标的必须淘汰，坚持绿色发展，这有刚性标准。其次，劳动密集型、土地利用率低的“刨花板”企业，企业赚不到钱，同时给当地公共服务和管理带来很大压力，这时就要发挥市场作用，行政适当介入帮助企业转型、转移、解围脱困。
上海每年都要淘汰近千家落后产能企业，对此，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产业生命周期。再好的产业过了若干年，都可能不再适合在此地发展，所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常态性工作，为的是让资源的利用效率最为合理。
警惕从“领跑”变成“陪跑”
记者：接下去上海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应注意哪些重点？
傅新华：以创新为标志的高端制造业发展要咬住不放，上海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曾在全国领先，但“十二五”期间地位有所下降，比如集成电路产业曾经上海占了半壁江山，现在只占到28%左右，传统优势不能放弃，否则上海就会从“领跑”变成“陪跑”。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新技术、新产业领域的竞争对手是国外高端企业，这种竞争会异常艰苦。高端产业的投入都是天文数字，光靠政府投入是不够的，需要有更好的办法调动社会资本。新旧动能转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认准方向就要踏踏实实一步步去做，要有定力。
此外，对于新经济的风险，我们还缺乏深层次思考。比如新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我们看到了此消彼长，但没有研究这种经济数字消长背后，社会成本能否达到平衡。比如新经济事实上已经打破行业规则，接下来该如何管理。再如，信息行业对社会经济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是极大挑战，如何应对？一方面要鼓励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事中监管。
记者：谈到创新，去年上海响应号召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您觉得效果如何？
张兆安：总体上感到，上海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面，是下了功夫的，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双创”的整体氛围正在逐渐形成。但是，我也注意到，在推动众创空间的发展方面，仍然还需要得到进一步完善。例如，在全国叫得响的众创空间或平台还不多，创新的内涵还有待扩大等。我想，那些众创空间或众创平台，不仅要汇集更多的创业者，而且也要成为创新技术的聚集地。
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