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乘经济所建所60周年喜庆的东风，我们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创新团队筹备承办了《市场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暨纪念<国富论>发表2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期1天，却准备了1年，因为我从去年9月19日开过《政府与市场：经济史学的视角——暨纪念顾准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后，就着手这次会议的请人，拟题，筹钱等事宜，今年1月发出第一轮邀请函，直到9月11日晚会议圆满结束，才算松了一口气。经历这样一个办会的全过程，有以下几点感想：
1、一件事情要做成功，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支持、帮助。对这次会议，所领导，研究室同仁，所行政班子，研究生，都全力以赴，新闻界给予配合，加上国内外学术界新老朋友，出主意，写论文，诸事顺利，真有天遂人愿，如有神助之感。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不仅为我们邀请到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学者参会，而且还约请了108岁高龄的杨敬年教授写来了书面发言，杨敬年教授不幸于我们会议召开前一周逝世，王玉茹教授不顾自己刚组织过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辛苦，暂别生病的老母，专程赶到我们的会议宣读杨敬年的发言。上海财经大学杜恂诚教授前一天在财大参加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天参加我们的会议发表演讲，难免疲劳，会后我去信感谢，他说你们的会议我一定要来的。
2、会议要开得成功，选题很重要。这次纪念《国富论》发表240周年，与会学者大多感到这个议题有东西可写，有问题可以讨论，研究这样的题目，学者不可能草率应付，会有敬畏之心，有一种荣誉感。这次会议收到的论文，作者最年长的108岁，最年轻的30岁不到。与会学者中，有我的老师复旦大学尹伯成教授，也有我的学生付志宇，他现在已是西南交大的教授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者在大会作第一个发言，稿子有三位学者合作完成，三位学者都上去讲了，可见很珍惜这个机会。
3、与会学者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令人印象深刻。一些学者在撰写论文过程中，多次与我们联系沟通，以确保论文紧扣会议主题。八十高龄的张五常教授在同意到会发表嘉宾演讲后，几次修改题目，协调演讲所需时间，在整理文字稿时，也是反复雕琢，一丝不苟。英国曼彻斯特大学terry Peach教授得知演讲时间只有15分钟，马上把他原先根据20分钟准备的发言稿要回去，重新写过。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向会议提交了2篇论文，但在大会发言时，用了一个另外撰写的稿子，既联系斯密理论，又融进自己的最新思考。石良平所长注意到，外国学者对斯密思想的研究和中国学者有所不同，前者往往注重对一个具体问题的分析，有辨析，有补充，甚至不乏异议；后者更强调《国富论》中的市场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价值，视野开阔。而张五常教授的演讲在列举《国富论》的得失之后，论及了思想如何传世的问题，使与会者特别是年轻学子获益匪浅。
4、此次会议的举办不仅是一次理论成果的汇集，思想观念的碰撞，而且为提升经济所的学术影响力，拓展经济所的对外学术交流渠道创造了条件。会议期间，德国学者、英国学者相继提出了邀请经济所学者参加明年、后年在欧洲召开的经济思想史会议的意向，也有出版机构对会议论文集（包括英文版）表示出兴趣。这使我们感到，规范的基础理论研究，鲜活的中国经济案例，在国际学术界是有人关注的，探索创新之路，讲好中国故事，，也是我们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难得机遇。
5、锻炼了队伍，增进了团队合作精神和学术研究氛围。会议筹备和举办期间，张申承担了对外联系，论文整理、文件翻译，财务计算，成果发布等多项任务，工作主动，能力出众；徐琳负责论文集编辑、与会学者接待，研究生工作安排等任务，细致周到，有条不紊；徐昂、余开亮等在接待外宾、会议电脑操作等环节做到了随叫随到，万无一失。其他所内同人的辛劳就不一一道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