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钱币收藏和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就钱币研究而言，除了对实物的发掘和考证，相关的货币理论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钱币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文化环境，另一方面，钱币研究也应该，而且可以为深化改革提供助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强调在改革实践中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主线的情况下，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货币本质的论述，有着更为突出的现实意义。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西方世界的金融风暴，全球经济遭受打击，其影响延续至今。人们在寻找和反思导致上述经济劫难的原因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金融衍生品及其管理适当。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人们对货币和金融的认知发生了偏差。自从欧美发达国家先后实行货币国家化以后，对于货币的本质属性，人们的认识模糊了，货币名目主义大行其道，认为国家有能力和自律管理好货币发行的“乐观”和“自负”情绪蔓延。但是，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货币不仅仅是名义上的符号，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有自身价值的特殊商品，货币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因为商品和货币都具有内在价值，因此它们才可以相互比较，被交换的商品价值才可能由货币来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货币才可以通约。恰恰相反。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它们本身就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特殊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特殊的商品就成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1]“把一份行情表上的价目倒过来读，就可以看出货币的价值量表现在各式各样的商品上。”[2]这就是说，货币作为一种流通手段，其内在依据和数量限制是，它必须以自身的价值去代表其他商品的价值。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贵金属作为货币材料的缺陷逐渐显现，纸币应运而生了。纸币只是一种价值符号，它是代表贵金融货币来行使流通手段职能的，在这里，货币的本质属性并没有变，所以马克思强调：“价值符号直接地只是价格的符号，因而是金的符号，它间接地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3]有学者认为在黄金不再是货币商品的情况下，作为纸币的人民币不可能是“金的符号”[4]，其依据是，马克思在同一篇文章写道：“正如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商品的交换过程结晶为金货币一样，金货币在流通中升华为它自身的象征，最初采取磨损的金铸币的形式，而后采取金属辅币的形式，最后采取无价值的记号、纸片、单纯的价值符合的形式。”[5]但在我看来，马克思的上述两段论述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即货币作为价值符号的形式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它的本质属性则是不变的。
提出以上见解的学者强调：“如果说人民币是没有价值实体的货币，是没有价值基础的货币，为什么人民币能够在市场上流通，能够充当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呢？这是因为，人民币是靠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施的，是一种垄断价格。”同时，“人民币作为价格的符号，它有价格标准。人民币的价格完全取决于它自身的数量。人民币流通量所代表的价格是通过它的流通数量同商品流通量的对比关系反映出来的。”[6]应该指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在世界各国的货币基本脱离了贵金属本位的关联以后，认为依靠国家的行政权力可以确保纸币的正常流通，受到普遍认同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也就在这里：没有了自然法则的制约，货币真的能帮助人类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吗？
这里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考。首先，在技术层面，纸币如果没有自身的价值基础，或是代表一定的价值在市场交换中流通，它的价值只能是社会商品价值总量的“等分”，如纸币数量为100，社会商品价值总量为1000，那么1纸币就代表了10商品价值。但是这样的理论推导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有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关于货币（纸币）是否商品总价值的等分值的讨论中指出：“所谓商品总价值的等分值是指商品总价值除以纸币的流通量乘流通数度所得的商数。这样计算，看起来好像很科学，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一、“在商品买卖中，纸币分别和各种不同的商品建立交换关系，在交换时纸币具有一定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在流通中产生，而不是由分割商品的总价值而产生”；二、“商品的总价值是一个难以确定的概念。它是指一定时期内所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的总价值，还是指一定时期内进入流通的全部商品的总价值？如果是前者，生产出来的商品不一定都进入流通，有些可能根本实现不了价值这些商品的价值要不要计入总价值呢？……如果只是指进入流通的商品的总价值，那么，哪些商品是进入流通的，只有在交换关系确定以后才知道，那时纸币所代表的价值早已客观存在了”。[7]
其次，在思想层面，认为纸币流通可以脱离政治经济学所说的价值基础，是一个过于乐观的理想主义观点。如前所述，货币是顺应人类社会交换不断扩大和频繁的客观要求产生的，在这种经济中，必须有一个能使不同使用价值的产品之间可以进行交换的内在的东西，这就是体现抽象劳动的价值，而货币就在这种经济交往中充当着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有学者指出：“在当今的社会中，尽管金属货币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抽象劳动必须表现为价值，而商品的价值无法计算，必须通过货币（纸币）间接地反映出来，这样的历史条件仍然没有变”[8]。这里所说的“历史条件”可以有两个理解，其一，作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现代经济仍然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提供活力，规范竞争，实现增长，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并未过时；其二，市场经济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一个实践和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能够被“科学”驾驭、轻易超越的工具，由于人性存在的局限，人类对知识的发现、传承和创新总是处在进行时态，人类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无法根本消除，所以对人类历史的延续要有敬畏，对自身的智慧、道德和理性不要“自负”。也因此，清醒意识到货币流通所依据的“历史条件仍然没有变”是非常重要和有益的。
目前，全球经济低迷，增长缺乏动力，国内进入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需有力启动，面对严峻挑战，重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可以给我们提供深刻的警示和有益的启迪。例如，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如果撇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量，其金融衍生品的急速开发和管理失控，人类对科学技术创造财富的能力过于“自负”难辞其咎，经济学日益数学化，华尔街金融大鳄迷恋于建模奇才们所描绘的“繁荣”，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学法则被抛在了脑后。再如，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由于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等理论误导，政府越来越依赖于需求刺激，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出现巨大波动的外部压力下，希望通过货币增发、投资加大等举措维持“一枝独秀”，却留下了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地方政府债务过重、国企改革滞后等严重后遗症。眼下，中央果断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艰巨任务，但如果没有对产生问题的原因做基本理论的分析，要在思想上达成共识，在行动上形成合力，在具体推进上群策群益，显然是有难度的。所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对当前诸多经济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拓展思路，破题切入，可能是一条拔乱反正、釜底抽薪的治本良策。
[1]《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2页。
[2]《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3页。
[3]《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5页。
[4]蒋学模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本体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页。
[5]《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4页。
[6]蒋学模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本体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页。
[7]叶世昌：《对<论货币形式发展的新阶段>的一点不同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