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是改革开放，本质上是对邓小平经济改革智慧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对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文献分析可以发现，他对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长期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过深入的思考。基于此，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征，同时又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构成了独特的体系特色和理论创新。方法论决定经济思想的价值引领、逻辑起点和基本路径，因而是理解古今中外经济思想的一把钥匙。分析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实践第一、市场取向、开放兼容等方法论特点，对于我们完整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特征、体系特色和理论创新，学习领会其治国理政的新判断、新观点、新决策、新举措，不懈拓展经济改革的创新之路，有着重要意义。
方法论决定经济思想的价值引领、逻辑起点和基本路径。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方法论在经济思想的构成中处于基础和引领的重要地位。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中，实践第一、市场取向和开放兼容是显著的特点所在。对此进行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有助于深刻领会习近平有关经济发展的治国理政方略，切实推进经济新常态下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一
福建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重视实践、勇于改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已经形成。他指出：
“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我不主张多提口号，提倡行动至上。过去采取的很多有效的办法，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脚踏实地干出成效来。”
“我主张敢为天下先，敢于冒一定的风险，不吃别人嚼过的馍，树立起‘不耻落后，意气奋发，放胆开拓，争先创优’的闽东风格。”
离开宁德时，他表示：
“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没有更加大胆的改革开放的新意；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没有更有力度的改革开放的举措”，
“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
习近平认识到，经济改革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刻转型，既是实践的，也是渐进的。他从“水滴石穿的自然景观”中“领略了不少生命和运动的哲理”，认为把它“喻之于人，是一种前赴后继、勇于牺牲的人格的完美体现”，扩大来看：
“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在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发展进程，都应该不追慕自身的显赫，应寻求一点一滴的进取，甘于成为总体成功的铺垫”；
“喻之于事，则是以柔克刚、以弱制强的辩证法原理的成功显示”，
“就拿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来说，她的发展总要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如果我们一说起改革开放，就想马上会四方来助，八面来风，其结果，只能是多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少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如果我们一谈到经济的发展，就想到盖成高楼大厦，开办巨型工厂，为追求戏剧性的效果而淡漠了必要的基础建设意识，那终究会功者难矣，时者易失！”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的实干，而不需要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需要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我们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
2001年，习近平发表《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一文，分析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经济改革的关系问题。
习近平认为：我们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场亘古未有的伟大的社会实践；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社会出现了网络经济、虚拟社会等未曾有过的新变化。面对新的形势，重新学习、领会和把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深刻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他写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社会变革，如果仅以客体的、直观的形式去认识和理解，是无法认识和理解的，因为这样看到的只是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等毫无联系的分割画面。但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相容性，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存在于我们的周围，需要我们去能动地认识和把握。而要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我们尚未了解的客观事物，思想僵化、封闭是不行的，必须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不断地开拓视野，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社会主义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摸”字就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认识论，体现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里，水中的“石头”人们虽然看不见，却是客观存在的，只有通过“摸”才能找到，这个“摸”的过程，也就是人们主动探索和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
在习近平看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在不断探索和发展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目前还不够成熟和完善，一些不同社会思潮的理论观点也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面目出现，检验这些理论观点的是非对错不能靠争论，只能是实践。同样，要检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否是一门成熟和完善的科学理论，也必须以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伟大社会实践为标准。
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明确表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理念。他指出，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朝着党的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奋勇前进。 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强调：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
习近平从五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
1、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
2、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
3、必须坚持全面改革；
4、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
5、必须坚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和党的领导。
其中第2条专门谈方法论问题，第4条和第5条也与方法论有关。习近平指出：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
“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是老一辈革命家率先提出来的。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
“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数天之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表示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从哲学上讲，“摸着石头过河”是强调实践第一的原则，与此相对应的顶层设计，是指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的规律原则，是第二性的，并且它是否正确有效，仍然需要实践检验。习近平根据改革开放的新态势，提出要认识到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既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洞见，也是对改革开放所秉持的正确方法论的坚持。
既然是一种社会实践，改革开放必然具有渐进的特点，必然需要来自民间的创新智慧，必然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也需要处理好与发展稳定的关系。因此，习近平强调：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他认为：“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我们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为深化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迫切地需要有一场全面深刻的思想解放。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随即在国内引起热烈讨论。邓小平对这场讨论高度重视，他说：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思想解放的实质是用实践的观点来思考和引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主要任务的重大调整，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创新和道路拓展。这三个方面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没有实践第一的思想解放，就不可能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不把经济建设确定为党的工作重心，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也就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因此，实践第一的方法论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经济走向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也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正确的方法论，习近平在十八大以后提出的一系列经济理念和决策思路，都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开放基本路线有着内在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二
如果说实践第一的观点体现了哲学上的经验主义特点，从而与教条化的理想主义形成了区别，那么在经济工作中是以计划还是以市场为改革的取向，则是审视一种社会实践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杆。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从投身于改革大潮起，就有了明确的意向。
河北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旗帜鲜明地主张搞活市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他在1982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
“党中央实行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以来，许多人对这一重大方针有误解，认为开放市场是资本主义泛滥，富了少数人。尤其对当前推行的大包干责任制，一些人认为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搞单干，复辟倒退。要通过深入学习文件，开展前后对比，切实解决这些糊涂认识，使广大群众真正明白放宽政策、搞活经济是利国富民的正确方针。实行大包干责任制，是现阶段在农村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形式，同时也是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奠定物质基础，从而提高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1983年，他再次强调：
“面对这种商品生产的新形势，我们必须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自觉性。商品生产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不但需要商品经济继续存在，而且还要千方百计促进它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决定的。我们必须尽快从‘自然经济’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深刻认识和把握商品生产的规律，自觉地、主动地推动其发展。”
同年12月，他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发展商品经济的六个关系，即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优势和劣势的关系；积极性和科学性的关系；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关系；内涵和外延的关系；生产与服务的关系；等等。在他看来，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性经济，要加快其发展，必须实行开放性政策，把内部的和外部的各种有利条件都充分利用起来。过去办企业靠的是国家计划，现在不行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辅相成，短一不可，特别是社队企业，主要靠市场调节。如果我们仍寄希望于靠计划、靠包购包销，那就只能是坐以待毙。针对有些人的埋怨情绪，他说：
“要埋怨的话，先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市场竞争的思想准备。”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以后，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思考和阐述。1997年，他在一篇论文中分析了正确处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他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不同构成要素，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由于市场经济毕竟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其中必然存在一些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相适应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既不能抱残守缺，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相容的资本主义东西，也不能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忘在脑后，去单纯发展市场经济，而是要扬长避短地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有机地熔合起来，使之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挥巨大的合力作用”。
在另一篇论文中，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对我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写道：
“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难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无论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只要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都是适用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并未过时，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地去学习和掌握《资本论》所阐述的这些科学的共性原理，并善于运用这些原理去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
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张计划经济的流行说法，习近平在一篇论文中澄清说：
“马克思在对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无序性等弊端进行分析时，曾提出过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样一种对社会主义生产进行计划的设想，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的事情，并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要这样做。而且，马克思在这里仅仅是一种设想，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由此可见，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实际上是后人将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硬加到了马克思的头上，把不是马克思的东西说成是马克思的，给历史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
这就从源头上厘清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
到浙江工作以后，习近平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这从一个方面凸显出他对经济改革市场化取向的坚持。在他看来，
“浙江的活力之源就在于改革，就在于率先建立了能够调动千百万人积极性的、激发千百万人创造性的体制机制。这首先又体现于具有先天市场属性的民营经济的发展”。
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居功至伟。从经济意义上说，民营经济已成为浙江经济的重要支柱，从社会意义上说，民营经济的发展使浙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创业者群体，成为一个创业者的社会，这为构建一个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和谐社会的结构提供了有利条件。从改革意义上看，
“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浙江国有企业改革乃至整个宏观领域的改革提供了动力源泉。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陷国有经济于绝境，反而为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外部条件，实现了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同发展。民营经济的一些市场属性对国有企业在客观上有着很大影响，起着促进观念更新的作用，制度参照的作用，市场开拓的作用，参与改制、分流人员的作用”。
在长期的改革实践和不懈的理论探索基础上，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对这个重要文件作了说明，其中指出：
“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
因此，“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这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考虑各方面意见和现实发展要求，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中央认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决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习近平强调：
“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众所周知，邓小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明确主张者和坚定支持者。1978年，邓小平在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时就说：“这个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这表明邓小平此时已经对市场的经济作用给予了重视。1979年，邓小平的看法趋于明朗，他指出：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在1992年发表的“南方讲话”中，邓小平重申：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自此，市场经济在中国改革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清晰和提高，如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后，党的十五大再次明确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正确方向的重要深化，对经济新常态、科技创新驱动、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战略决策的制定具有导向作用，也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方法论中一贯秉持的市场取向的特点。
三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实践和渐进的过程，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又决定了这种发展方式离不开对外开放和多样性融合。于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也就形成了第三个特点——开放兼容。
开放和改革是密不可分的，改革离不开开放，开放推动了改革。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指出：
“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1986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
“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确定一心一意搞建设是正确的。为了搞建设，需要实行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这也是正确的。”
他表示：“我们现行的方针政策不会有任何变化，开放政策只会更加开放。不但本世纪如此，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后还会如此，以后更是如此。”
由此可见，对中国的发展而言，开放不仅是一种经济政策，而且是一种思想方法。
这种思想方法鲜明体现在习近平的相关论述中。他主张“双向开放”，“即对内、对外同步开放。一方面积极参与本地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加强外引内联，大力引进信息、资金、技术和人才，进行优势互补；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和交换，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如何让闽东这只“弱鸟”实现先飞？习近平提出：
“既飞，当然力图飞洋过海，要向外飞，在国际市场上经风雨，在商品经济中见世面。”
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对外开放的视野更开阔了。2003年，他分析了浙江省引进外资等情况，指出：
“引进外资，我们自己和自己比，已有长足发展，但与广东、江苏、上海等省市比，还是一条‘短腿’。引进外资，不仅是一个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引进技术、人才和管理，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的问题，是一个扩大开放的问题，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好。我们提出北接上海、东引台资，就是要更好地利用上海这一对外开放的平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引外商落户，吸引外资投入，扩大对外贸易，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2004年，他提出要在对外开放中处理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问题：
“‘引进来’与‘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加快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是为了尽快增强我们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积极走出去是为了更广泛地开拓国际市场。我们要在继续做好‘引进来’的同时，支持企业走出去，鼓励扩大外贸出口，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让企业到世界经济舞台上去施展身手，到国际市场上去参与竞争。”
这一见解不仅对当时浙江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而且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开放发展新战略的思想来源之一。
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以后，习近平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特点，认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2013年1月，他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就是历史规律。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
“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
这里列举了五个“要”、五个“更要”，关键在于“更要”，这五个“更要”揭示了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和实施经济体制转型的常态条件依然存在，是中国改革开放外部环境的主流和趋势所在。对外开放既是一个地域空间的概念，即人口、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广泛自由的流动，同时也是一个观念兼容的概念。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如何兼容经济学方法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合理内涵？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成果的关系？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需要具备开放的思想方法。
在根据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一书中，习近平分析了西方个人主义的历史作用。他写道：
“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人，而具有思维能力的活生生的人，又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社会之中，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必然会给每个人的思想上打上深深的烙印。这就决定了农村市场化建设不仅要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还要受到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历史文化传统对人的影响必然会通过市场主体透射到农村市场化建设中来。由于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农村市场化建设所产生的影响也将是不同的。”
具体而言，“西方发达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较早，封建社会的历史文化积淀不如中国那样深厚，因而受封建历史文化的束缚也较小；西方发达国家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市场经济并将之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国家，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早已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使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行为，而且也成为一种社会文化，这种社会文化与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与其他上层建筑一起共同推动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塑造着张扬表现自我、努力实现个人价值的社会个体性格，这种个性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是相适应的，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推动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形成的这种历史文化传统，尽管是精华和糟粕兼而有之，但从总体上看，对这些国家的农业市场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有着绵延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适应封建王朝统治需要的封建社会文化，历史积淀极为深厚。儒家文化历来重义轻利、重农抑商、重学轻商，这也是市场经济只能在西方国家而不能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原因之一。此外，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儒家文化在长期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惟我独尊、闭关自守、自满自足、小富即安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心态，具有巨大的历史惯性，至今尚未完全消失，仍然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历史进程中需要不断破除的思想障碍之一。由于在中国，农村是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积淀最为深厚的地方，加之中国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不够高，这就使中国在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中面临着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加繁重、艰巨的历史任务。”
他同时指出：“当然，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也形成了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诸如勤俭朴素、吃苦耐劳、爱国为公、乐于奉献等等，特别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集体主义精神得到了弘扬和光大，这些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秀文化和社会道德范畴，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力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不可缺少的社会因素，需要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予以很好地继承、发扬，并很好地应用于农村市场化建设的实践。”
在这里，习近平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必然要求两种经济学方法论的有机融合，即科学地将曾经促进了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科学、渐进和适度地与中国经济中的集体主义传统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一文中，习近平列举了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意识根深蒂固，另一种是不顾国情照搬西方理论，他强调：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有着与西方明显不同的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这就使得二者在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几个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例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的古老哲学命题, 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习惯于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落脚点来认识事物，一以贯之的是一种建立在人与人关系基础之上的‘人—物—人’也即‘主—客—主’的思维框架，这与西方哲学的‘人—物’的思维框架和认识路线是明显不同的”，
再如，“中国儒教在数千年中形成的忠君报国、崇尚民族利益的文化背景与道德规范，也与西方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历史氛围有着明显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一整套优良革命传统，在全社会也形成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社会公共道德，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至高无尚的社会道德是根本不相同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个人和集体之间关系的问题。
在西方经济学界，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方法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分歧和替代，因为两种方法论可以推导出截然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思路。此外，萨缪尔森试图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精致的、静态的新古典综合体系，赫维茨认为方法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各有偏颇，他以调和的态度用数理模型创立了机制设计理论。与此不同，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一种从整体主义逐步兼容个人主义的演进，这样的兼容使习近平经济思想彰显出中国特色和理论新意。
以扶贫问题为例。一方面，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不同资源禀赋所造成的区域经济差别可以通过就业选择、税收调节等加以平衡，因此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扶贫并不构成独立的经济学命题。另一方面，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职能是进行宏观调控和提供公共品，因此，政府参与扶贫主要是一种提供公共品的行为。公共品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可分割性是指公共品的效用将影响整个公众，而不管其中任何个人是否愿意消费，非竞争性是指增加一个公共品的消费者并不会增加供给者的成本，或其他消费者的数量和质量，非排他性是指公共品不能独占，要排除其他消费者需要花费很大的代价。以此衡量，针对特定地区和人群的扶贫与公共品是存在差异的。在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视野中，扶贫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却还没有现成的经济学理论可作参照。
习近平深情地说过：“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
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他认为树立良好的精神状态是解决扶贫、脱贫问题的前提，因为：
“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没有更加大胆的改革开放的新意；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没有更有力度的改革开放的举措”。
所谓意识贫困、思路贫困，就是指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旧观念。他要求经济落后地区的干部群众从安于贫困向勇于改变贫困转变，从被动接受脱贫转变为主动开发脱贫，把事事求诸人转变为事事先求诸己。
到浙江省工作以后，习近平对扶贫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路。在他看来，原来过于强调GDP，过于强调缩小区域之间人均GDP的差距，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百姓过上富裕安康幸福的生活，所以在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把着力点放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放在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上，放在人口素质的提升上。他强调，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特别是“部分老区的贫困问题和欠发达问题，是受自然、社会等多种因素长期影响而形成的，搞好老区建设和扶贫开发，缓解和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性任务，必须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推进老区开发建设，搞好扶贫开发工作”。在实施扶贫战略的工作思路方面，他提出要发挥好市场与政府这两只手的共同作用。
中国的扶贫问题是由自然、历史、体制等多方面原因导致的，完全依赖市场机制的作用费时过长，政府有责任应该发挥制度优势有所作为，而传统计划经济的思路和举措效率不高，而且无助于贫困地区的内生性、可持续发展。关于如何走出既有经济理论上的两难境地，习近平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新思路。
2013年10月，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使用了精准扶贫的说法。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全面阐述了精准扶贫的重点、关键和任务，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坚成效；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要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要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加快形成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在工作推进上，要抓好“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显而易见，这里的精准扶贫已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品概念，虽然政府在这一工作中起着主导和协调的作用，但由于对扶贫对象作了严格的界定，把扶贫的举措同实现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注重教育在改变贫困代际延续中的作用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得到了科学的结合。精准扶贫的有效实施也将证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动态地兼容方法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中国改革及其思想理论是对人类文明的智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