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建华，经济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载《学术月刊》2018年第7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区域与城市经济》2018年第11期全文转载，收入《2018年上海政治经济学年鉴》。
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资本逻辑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转型和变化。20世纪70年代，资本已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转移，空间超越时间成为经济生产的主导因素。经济金融化和信息化进一步巩固了空间在资本追逐利润过程中的地位。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外部世界是已经进入空间资本化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我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资本化、90年代中后期资本空间化和2000年以来的空间资本化，推动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资本逻辑之下的城市空间生产会消解人与自然的协调性，侵蚀社会平等性和城市空间多样性，产生空间正义问题。因此，应当促进对外经济开放有序化，提高国内外经济之间均衡性，以制度节制资本，建构空间正义的制度体系。
一、资本逻辑的时空变化与我国对外经济开放
资本逻辑是资本具有追求利润和获取剩余价值的不竭动力。它通过扩张、渗透和转型，获取利润实现价值增殖。城市空间生产是指“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国策推动我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此时，资本主义经过数百年发展，资本逻辑经过若干变化之后具有新的时空特征。资本获取利润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已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转移。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一个已经进入了空间资本化的世界体系，而且是经济已经高度金融化和信息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于平均利润率下降和危机逼近，资本进行全球性的空间生产。“资本主义正进行着一次大规模的‘空间修复’过程，表现为资本时空转移的趋势明显增强，跨国企业转移资本过度积累的方式，已经从简单地扩大生产规模，转向投资于跨国建成环境领域。”在空间资本化的全球背景下，在新一轮“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作用下，资本可以更短的时间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移到“空间本身的生产”上来。我国对外经济开放战略一方面有利于吸引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为国际资本进入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融入全球经济之际，中国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也一并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空间整合过程。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空间生产’已经成为与‘工业生产’并行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机制”。通过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国城镇化从初级的资本积累到空间资本化所经历的时间更短。
二、我国的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进程
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对外是不断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对内是经济市场化的过程。资本逻辑的时空变化不仅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资本化进程影响我国经济生产，而且发生于我国不断市场化的经济生产体系之中。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放松对私营经济的管制、发展乡镇集体工业企业、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我国经济资本化进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下，资本的制度约束被进一步放松，资本逻辑得到进一步实行。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在这个时期进入明晰化进程。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向更深的范围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走向深化。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我国经济体系正式对接世界经济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资本化对我国的影响加深加大。在国内，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与积累，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规模不断壮大，私有资本和公有资本的数量与规模不断接近并达到了从工业品生产（第一级资本循环）向空间生产（第二级资本循环）的规模要求。同时，以土地为核心的制度改革进一步向市场化方向发展，城市空间建设领域的制度创新有利于资本不断进入，土地、房地产和交通基础设施领域逐渐成为资本的青睐对象。城市居民住房商品化加快发展，房地产业成为支撑地方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金融业的管制放松也有利于城市空间进一步建设。我国空间资本化进程正式开始。
在效率为先的条件下，公有资本（集体资本与国有资本）同私有资本一样，遵循着资本的逻辑。在来自世界和国内空间资本化内外联动的“夹攻”之下，我国仅仅用30年左右就走到了空间资本化阶段。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推动我国城市空间生产，也使得城乡空间关系出现“溶解”，城市空间呈现“畸形”的特征。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与全球化多重同时作用之下，我国从1978年开始到20世纪末只用了30年时间就从工业产品生产迅速地向城市空间生产转变。
三、我国城市空间正义问题与治理方略
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存在内在矛盾。资本逻辑之下的城市空间生产会消解人与自然的协调性，侵蚀社会平等性和城市空间多样性，产生空间正义问题。因此，要本着适当、渐进和有序的方式来推进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平衡国内外经济之间的关系。要降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把产业结构从出口与投资驱动型转变到立足本地与本国居民需求消费的轨道上来，提高国内生产供给与需求的对应度，发展基于本地方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产业体系。要有选择性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范国际资本的国内流向，防止我国城市空间生产过度地被国际金融资本裹挟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应当防范国际金融资本把我国城镇化作为重点投机领域，防止我国城市空间成为国际资本的俘获对象。在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状况之下，金融资本会通过空间资本化方式催化城市空间过快扩张。
因此，应当控制我国的货币超发状况，限制经济金融化与虚拟经济的发展。要对我国的汇率制度和结售汇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革保证人民币的均衡性供给，保持国内外货币兑换的合理性，保证资本在国内外的进出受到一定的管制。要运用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规范和约束资本，推动资本从房地产业、以金融业为核心的虚拟经济和城市空间生产领域（第二级资本循环）向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方向（第三级资本循环）发展，防止资本过多地停留于虚拟经济和城市空间生产领域。要促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财税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城乡规划制度形成节制和约束资本的制度体系，提高城市空间正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