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霖：选择与创新：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近代考察

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内涵即为选择性、批判性地将西方经济学说应用于解决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并基于此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从而丰富和发展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国化的过程是近代中国在汲取舶来经济理论后，转而关注自身经济转型发展需求的自然反馈。开展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近代考察，不仅有助于整理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也将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历史参照。 

西方经济学说的中国化过程，大致呈现选择、变通、发展、创新四个层次。在此过程中，伴随着传播的发展、学习的积累、实践的演进与认识的提高，无论在目标确立、学术思想与成果取得上，都体现出由浅入深、层层推进的逻辑轨迹：首先，近代人士在接触西方经济学说不同流派时，努力尝试理解其内在逻辑和适用范围，结合中国实际对所要参照的对象做出判定。近代有关“历史学派是否较古典学派更适合中国？”“‘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等的讨论皆反映此点。在学习西方经济学说到一定程度后，将已有理论加以变通地应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改造中国的经济制度，是近代社会的普遍现象。这在财政金融等经济制度上有较为集中的体现。更深一层次的中国化是对原有理论进行补充、发展。近代海外经济学留学生的贡献尤为突出，如樊弘对费雪货币公式的补充、吴大业对于通货膨胀时期经济的探讨、刘大中在计量经济领域的探索，等等。中国化的最高层次是构建经济学中国学派。该诉求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形成，40年代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和更为深入的思考，呈现出具有持续性的思想沿革。期间诸多学者对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定义进行了界定，而且有针对性地探索设计了相应的内容体系，在以民生经济学代表的学科整体和主要分支学科如中国农业经济学、中国工业化研究与发展经济学、中国财政金融学等领域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是经济学中国学派之所以能以派别著称而非仅在于具体理论贡献的一个重要体现。整体而言，近代的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尝试，在选择和变通层次较为普遍，在补充和发展层次已取得一定的理论突破，在自主创新层次特别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诉求和概念确立上，已形成了丰富和较为扎实的论证，不过在体系探索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未能在经济学中国学派的领域实现得到世界公认的突破。 

当前，在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学说中的合理成分仍是一个可资借鉴的重要对象。在实现问题上，目前所要从事的工作和近代的探索存在很大程度的相通之处，即首先通过学习，明确西方经济学说的前提假设和适用范围；随后在应用中，审慎地考察西方经济学说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和变通；继而可从一般性原理上对西方经济学说进行补充；更进一步的，当代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和转型中，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经济研究典型事实的大量素材。对于无法用现有理论解释的部分，就应尝试进行经济学说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再造，实现中国经济研究的独特贡献。且需指出的是，西方经济学说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特别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伟大实践，都应成为汲取养分的重要来源。

而今，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代中国学者有条件也有必要树立区别于近代学者的学术新气象，不能简单因循以往先辈那样更多是“西天取经”式的求索路径，应立足于中国道路、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基础上，提升出理论化、规范化和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并完成带有规律性、一般性和预测性的原理开拓和理论构建。换言之，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应汇入到经济学中国学派构建这一更高层次的学术目标，立足中国实践综合运用各种已有思想，积极寻求基础理论的突破，推进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从而超越已有经济学说，提升中国经济学术的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