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建娜，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原文题为《温州经济史上的人口变迁及其影响》，发表于《上海经济研究》，2017年第6期。
在经济史学家的眼光中，西方近现代经济史实证了“斯密式发展”对“马尔萨斯陷阱”的突破，西方世界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源于“斯密动力机制”的扩展，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市场机制的代名词。与之对照，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的一个核心命题则是：中国社会早熟的商品经济发展为什么没有造就近代中国的领先发展，相反近代中国的发展似乎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本文结合温州经济史，对这个中国历史发展之谜作一个局部和片段式的粗略考察。
一、温州历史上人地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
笔者认为温州经济史（至清末），根据人地关系状况可以粗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地关系宽松时期，即宋之前人口持续增长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人地关系相对平衡的宋时至清初；第三个阶段是人口剧增并形成“人口危机”的中晚清时期。
直到北宋，温州地区还没有显现出土地资源对人口发展的约束。南宋时期，宋室南迁、北民拥入，致使温州人口开始突破17万户的规模，历来相对宽松的人地关系开始走向紧张。自南宋初始温州历史上出现了马尔萨斯“制约”，无论出于消极还是积极的抑制机制，人口增长确实受到了抑制。由于农业技术改进与积累的缓慢性，在缺乏现代社会大规模跨地区粮食贸易的条件下，这一事实对温州人口增长形成刚性制约。温州历史上人地关系相对平衡的宋时至清初将近五、六百年间，温州地区人口数量基本在一个区间内徘徊，人地关系处在相对平衡区间。
由于清朝税赋政策的变动（“隐口现象”消除），尤其是高产作物的引进大大拓展了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温州地区与全国一样迎来了史无前例的人口膨胀，人口规模攀升至37万余户。清中后期之后温州可能与全国一样，遭遇了“人口危机”，即人口急剧增长与社会生活水平下降的现象，导致“消灭人口”的社会危机现象（消极的人口抑制机制），也可以说是“马尔萨斯危机”。
二、南宋时温州“斯密式”增长的形成
宋室南迁、定都杭州后发展成为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温州货品可取沿海水道通达杭州。与此同时，温州还成为当时主要的中转贸易港口之一，与泉州之间贸易联系甚广，并与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频繁。外部市场的拉动，推动温州商品经济发展达到历史高峰。
在农业上，温州地区的人口压力推动水利设施的修建和耕作技术的改进，并进一步逼迫温州地区的农业结构向高产农作物和精细耕种发展,农业商品化率大大提高。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使得很多温州人无法在传统农业部门谋生，生存环境迫使温州人进一步突破"重本轻末"的传统观念。商品经济发展向农村渗透，农业与农村中出现了雇佣劳动。温州出现了全国最早的个体工商户-机户。区域专业性人力资本的投资大力推动了温州地区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并在历史中进一步形成“百工之乡”的产业传统。商品流通大大活跃，一方面从域外大量输入米、木材、铁和铁器、丝、漆以及其他一些生活用品；另一方面，温州区域的盐、茶、漆器、丝绸、木材、鱼类产品和果品、以及其他产品如蠲纸，大量输往以临安为主的东南地区。
人口压力以及适宜的外部市场条件的刺激，将宋时的温州社会经济送入了不同于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轨道。就是以分工和市场扩展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轨道，即斯密式发展，这样一种发展把南宋时期温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推向了一个黄金时期。
三、宋以后温州“斯密式”增长的延续
从理论上来说，斯密动力机制一旦形成，就会形成相对稳定的自我累积和循环发展的内在发展路径。可以发现，宋时至清初，由于“斯密动力机制”的形成和相对稳定的人口状况，温州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生活较为富足。虽历经朝代更替、以及倭患和“海禁”等重大事件，地方经济一定程度上经受破坏、重建和发展累积这样的过程，但是宋时“密斯动力机制”下形成的民间意识形态、社会与经济发展方式基本上得到延续；与此同时，虽然此间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累积与叠加效应，但是“斯密动力机制”本身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扩展，换句话说，受到了抑制。对以上判断笔者举一些资料扼要论之：
元时由于京都再次远离，一定程度上温州又复归其“限山阻海”的劣势区位，限于当时的运输条件，可以推断温州的国内市场范围有较大程度缩减。与此同时，伴随着更多沿海港口的兴起和竞争，温州港的腹地空间不断被动萎缩，由此限制了温州在海上贸易地位的扩展。但是，由于元朝廷延续了唐宋以来鼓励海外贸易发展的政策，当时沿海地区海外贸易活动普遍兴盛，其中也包括了温州。
对明时温州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一定的争议。有研究者称，到明代由于倭患和“海禁”政策造成的社会经济破坏，以及严重人口负增长导致“人口压力”缓解，温州逐渐变成一个农业为主的区域(李文涛，2005)。从相关史料的记载来看，明代温州人地关系确实松弛了，并由此导致了明清之际持续三百多年的福建移民入温高潮。然而，从明代市镇布局较之宋元时期更为密集这个事实来推断，明代的商品经济发展较前仍有相当发展。
然而，由于区位劣势导致的国内市场缩减、以及海外市场拓展的系统性抑制，迫使温州社会经济系统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内源性”再生产，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朝，使得温州历史上“斯密动力机制”的拓展受到了很大的抑制。同时由于“人口压力”——这一在斯密动力启动与形成期至关重要的内在推动力的衰减，带来一定的社会惰性，应该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当时温州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减弱。明、清以降，温州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在全国默默无闻，复归到了外界对其“辟远下州”、“地僻俗美”的评价。
四、进一步的讨论
宋以降温州的经济发展似乎陷入了所谓“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内卷式发展”之中。笔者认为：若严格按其内在演进理路论之，元、明以及清初温州经济发展并非黄宗智意义上的“内卷式”发展，而是促进“斯密动力机制”持续演进的一些基本条件的缺失所致。至少，对于温州这个局部地区而言，如果在清末确实出现了“马尔萨斯陷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之前更长的历史阶段中其内生的“斯密动力机制”内在扩张冲动一再受抑制的客观历史后果。
宋时温州“斯密动力机制”的形成也推动了温州区域社会与文化形态的系统转型，这种转型的结果实际上是使得温州形成了独特的区域群体心智模型和相应的成套社会支撑框架，这是历史上温州的“斯密动力机制”虽然受限却持续稳定的内在原因。正是这种社会结构、习俗和文化的遗存，加之从清末、民国、至于新中国，温州地区受太平天国运动、抗日战争、内战乃至新中国之后国有经济等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干扰较少，温州保持了这种相对独立的地方小传统。
可以说，现在的温州模式只是历史上的温州“斯密动力机制”在当代条件下的延续和进一步发展。然而，“斯密动力机制”的进一步演进需要更深层的制度支持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在国家层面的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