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4日上午，贺水金研究员作题为“论全面抗战爆发引发的金融恐慌”学术报告。一周前即5月7日，经济研究所举办了“沈志远学术讲坛”揭牌仪式暨沈志远学术思想研讨会，开启“沈志远学术讲坛”第一期。本次学术报告是“沈志远学术讲坛”第二期、所内首秀。贺水金研究员表示，非常荣幸成为第一位报告人，但深感压力巨大，诚惶诚恐。沈志远作为经济研究所创办者、第一任所长，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是经济研究所的一座丰碑，也是我所学术史之源。经济研究所创设这一学术品牌，旨在推动学术研究薪火相传，源远流长，继往开来。报告会由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韩汉君研究员主持，徐琳副研究员担任评论人，全所科研人员参加。
报告分四部分：文献简述；抗战初期金融恐慌特征；各地金融影响程度不一，重庆金融形势危急及思考。
本学术报告探讨的是目前学术界尚未研究的新问题“战争.金融恐慌”，利用第一手档案、权威金融刊物《银行周报》、《中央银行月报》等大量报道、时论等新材料，以最后贷款人理论新视角，展开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学理分析。
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相继发生，举国震动。作为敏感度最高的金融，较实体经济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更强烈，债市、汇市、利率等资产价格瞬间作出调整。存户纷纷提取存款，富有资产者更大量购买外汇或从事资金外逃，全国金融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的特征：债市暴跌；汇率贬值；拆息飙升；存款大量挤提，资本外逃严重；上海房地产交易，先萎缩、后繁荣。
战争对全国各地金融冲击各异，影响程度不一。其差异性的形成，与战争发生地距离远近有关，也与所处区位优势及地方、中央政府是否及时实施救济措施密不可分。但不论地处南北，还是沿海内陆，“八一三事变”的冲击远大于“七七事变”。虽各地利率变动幅度有别，而金融业业务方针转变几乎步调一致，均采取了紧缩政策。令人费解的是重庆，深处中国内陆，又远离战火，恐慌程度却列全国之最，金融几近崩溃。贺水金研究员剖析了其中的深层原因：一是四川金融内生不稳定性所致；二是重庆金融业与工商业、地方财政深度融合带来的后果；三是金融业经营缺乏稳健性；四是战争加剧了重庆金融枯窘程度。
在思考部分，贺水金研究员认为抗战初期金融恐慌程度被削弱，主要在于：法币政策改变了中国货币供给弹性，当全社会出现系统性危机时，国家银行有能力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从而有效地化解金融危机；政府与金融界紧密合作，精准施策；上海金融业行业自律管理和30年代初期建立的风险应对机制，成为抗战初期协助政府化解危机的第二道防线；危机时期国家银行成功地发挥了最后贷款人角色。
报告结束后，徐琳副研究员进行了评论，认为报告运用详实的数据和丰富的资料，将全面抗战初期金融恐慌程度、特征，金融危机在空间上的扩散、演化，作了全面地分析，风险传递路径清晰，政府货币政策积极作为，是首次就此问题展开研究的学术成果。
之后，大家围绕资金外逃、四联总处的性质和功能、法币汇率与强势货币挂钩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以及政府应对恐慌的措施等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