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为《财富不平等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新进展》，发表于《经济学家》2015年第10期。
作者：文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在现代经济发展进程中，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演进一直倍受关注。自库兹涅茨“倒U”假说提出以来，从集中到均化的财富分布演变过程一直是学界对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最理想解释。但是现实中，该假说的成立性越来越受到怀疑。Piketty（2014）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通过对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财富分配数据的分析，揭示了二战后发达国家私人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的财富不平等强势回归和自由市场经济在解决该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无力。Deaton（2013）在《逃离不平等》一书中同样指出当前全球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代经济增长的成就所造成，全球化既是经济繁荣又是不公平的推手。根据瑞信《201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提供的数据，全球财富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911（按官方汇率计算），财富分布顶层1%的人口支配着全球财富的48.2%，顶层10%的人口支配着全球财富的87.4%，底端50%的人口仅占有全球财富的0.5%。全球有15个国家和地区处于财富高度不平等的状态，其中3个属于经济发达地区，12个属于新兴经济体。
一、国内外财富分布的测度
（一）财富分布的截面和历史分析
关于财富分布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截面分析。以离散的财富、收入调查和家庭资产负债表为基础，重在分析一国内部居民或家庭的财产水平和结构。Wolff（2014）指出2007年的经济大萧条扭转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产阶层财富的稳健增长趋势，中产阶层财富急剧下滑和财富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高杠杆率和房产在资产组合中比重较高的情况下的房价暴跌。
截面分析虽然可以反映某一时期居民财富分布的主要特征，但是无法识别一国财富分布和结构的长期演变，研究的视野需要进一步拉长。在Lindert（2000）、Piketty（2014）等一批文献的推动下，财富分布的历史研究成为近期财富分布研究的焦点。财富分布的历史研究注重运用单一或多个国家与财富分布相关的史料，通过将与财富分布相关的信息转换为财富数据，最大程度地呈现财富不平等的长期演进趋势。该项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少数发达国家。
（二）财富分布的跨国比较
通过跨国比较识别财富分布的国别属性远比不平等统计更有价值。但是，由于各国在抽样调查、财富统计口径和数据处理方法上的差异，简单地将不同国别来源的财富分布结果进行比较，只能获得一些定性的结论。要解释国别财富分布差异背后的原因，需要对国别数据进行统一化的处理。
Cowell et al.（2013）利用卢森堡财富调查（LWS），比较了英国、美国、意大利、芬兰、瑞典五个工业化国家家庭的财富水平、结构和分布情况。通过DFL半参数法分析了各种因素对不同国家家庭财富水平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导致国家之间在不同财富分位产生财产差别的主要因素是年龄、家庭收入和家庭结构以及不可观测的国别特征。Doorley&Sierminska（2014）根据卢森堡财富调查（LWS）提供的数据调整方法，将美国、加拿大与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家庭资产结构进行对比发现，美国家庭比欧洲家庭平均持有更多的金融资产和风险资产，尤其在收入分配的顶层；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在金融资产和风险资产投资水平上的差异主要由教育、就业、收入等家庭特征因素决定，自有住房、实体资产投资和负债水平的差异主要是金融发展水平、经济自由度、按揭市场和银行管理等制度因素导致。
数据的缺乏使得全球财富分布的刻画十分困难，Davies et al. （2009，2011）利用39个国家的家庭资产负债表和调查数据，借助财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相关性和回归分析对样本缺失国家进行财富分布推断，最终描绘出2000年全球的财富分布。该文测出2000年全球财富的基尼系数为0.893（官方汇率），处于财富分布顶层1%和5%的成年人口拥有全球财富的31.6%和56.7%，底层30%的人口只占有全球财富的1%。
（三）中国财富分布的测度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财富分布研究较为滞后，除了数据资料不足以外，制度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该项研究的发展。改革以前，中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均强调国家或集体对财产占有的合理性，居民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和财产性收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私有产权得以恢复，私有企业发展、住房私有化、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发展壮大，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动了居民收入和财富的快速增长。近年来，随着居民财富的积累和扩张，财富分布的均分状态被打破，出现财富差距扩大、贫富分级、贫富代际传递等一系列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
李实等（2000、2005）、赵人伟（2007）根据1995年和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测得城镇居民净财产的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0上升到2002年的0.48，农村居民净财产的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33上升到2002年的0.40，全体居民净财产的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0上升到2002年的0.55。近期，李实等（2014）利用2010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分析了居民财产存量和分布差距的变化，其结论表明2010年中国家庭人均净财产比 2002 年增加了 4.1倍，全体居民净财产的基尼系数从2002 年的 0.54 扩大到 2010 年的 0.74，房产成为拉大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此后，一些新的调查数据补充了上述结论。陈彦斌（2008）、梁运文等（2010）利用2005和2007年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的“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Aordo）”，测得2007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净财产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8 和0.62，金融资产和房产是我国居民财富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尽管国内学者利用现有数据对中国居民财富分配状况做出了基本判断（李实等，2005，罗楚亮等，2009，梁运文等，2010），但是由于数据来源分散且期限较短，在数据处理上也未进行样本修正，得出的结论难免粗糙。
二、财富不平等形成机制的理论解释
财富是存量，存量不平等是流量不平等长期累加的结果，财富不平等来源于财富积累过程中不平等财富流的多期累加。财富积累从性质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外生性财富积累，不涉及个体的财富积累和选择过程，仅与产权再配置产生的财产所有权变更有关，如公有产权变私有产权、产权权能的调整；另一类是内生性财富积累。内生性财富积累是理性人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选择最优储蓄投资路径，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
（一）西方发达国家对财富不平等形成机制的研究
1、财富积累动机差别。凯恩斯（1936）列出风险预防、生命周期、跨期替代、企业家活动、改善、独立、遗产、贪婪、财产购买首付等九种财富积累（储蓄）动机。动机决定了个体财富积累的时机和数量。
2、财富积累能力差别。财富积累源于收入和财富转移。收入有两种，一种是劳动性收入，是中低阶层财富积累的主要来源；一种是资本性收入，是有产者既有财富的增值性收入。劳动禀赋差异和随机冲击导致的劳动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造成的初始财富不平等和劳动禀赋继承的不平等，决定了新财富不平等的形成。
3、财富积累方式和回报率的差别。家庭之间在资产数量、投资组合和回报率上的差异也是导致财富不平等的一个潜在来源。富人主要投资风险和回报率高的资产组合，穷人主要投资低风险且投资回报率低的资产组合。投资组合和投资回报率差异是财富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国内对财富不平等成因的讨论
国内对财富形成原因的讨论是从实证研究开始的。李实等（2000）、梁运文等（2010）从人口特征、职业特征、政治身份等多个方面对城镇居民的财富水平进行检验发现，上述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城镇居民的财富积累；罗楚亮（2011、2012）验证了收入增长和收入波动对城镇居民的财富积累，收入增长和劳动力外出对农村居民的财富积累具有显著影响；严琼芳等（2012）利用2012年东中西9个省份农村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经历、社会政治资本、专业技能等因素对农村家庭财产积累有正面影响。
正如李实等（2000）、罗楚亮等（2009）指出的，我国的财富不平等是经济市场化和遗留的计划经济分配模式共同作用的产物。研究中国财富不平等的形成，一方面要以西方传统财富不平等分析框架为基础，从居民财富积累动机和行为中寻找中国财富不平等形成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不能脱离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背景。同时将市场转型和制度变迁因素纳入到居民财富积累行为的分析，挖掘制度背景对中国居民财富积累行为的影响，才能沟通微观财富积累到宏观财富分配格局的形成，解释中国财富不平等形成和演变的事实。
三、财富不平等的抑制政策评估
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解决财富分配问题，对财富不平等形成机制的分析，最终是为了抑制财富不平等扩张提供政策依据。政策干预的效果取决于政策选择、政策的作用方式以及人们对政策的反应。通过政策实施前后财富不平等状况的比较，可以对政策效果进行预估，保证财富不平等抑制政策在现实中的有效性。
（一）税收
个人收入税一直被视为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主要工具，近年来各国纷纷进行税改。税改不仅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同时也影响资本积累和经济效率，包括税改在内的政策改革实际上是关乎公平与效率的一项政治决策。Díaz-Giménez&Pijoan-Mas （2006）通过设定资本税、工薪税、收入所得税、社会保障税、消费税和遗产税等多个税种，再现了美国的税制环境。该文发现比例税改革降低了富裕者的边际税率，提高了贫困者的边际税率，比例税改革带来财富不平等的上升，尤其是在高税率和高免征额的比例税改革下，财富不平等的上升幅度更大。
遗产税是极具累进性的税种，但是遗产税会引起个体劳动供给、储蓄投资、遗产传递行为的改变，现实中是否开征遗产税是存在争议的。Castañeda et al.（2003）设定了具有社会保障、累进收入税和遗产税的经济环境，家庭面对劳动冲击，具有生命周期和遗产储蓄动机，需要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进行储蓄和劳动供给决策。该文发现，废除遗产税仅使财富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上升1个百分点，遗产税的再分配效应非常小。
（二）社会保障
现收现付型的社会保障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子代向父代的财富传递机制，有利他主义动机的父代将通过遗产对子代进行财产补偿，从而形成双向的代际转移支付，影响社会保障的财富分配效果。对于有利他主义倾向的个体来说（主要是富人），他们更愿意增加遗产以补偿子女通过社会保障转移过来的财产，稳态时处于财富分布顶层的家庭，财产份额明显上升；对于财富分布底层的贫困家庭来说，储蓄主要是为了平滑生命周期内的消费，由于社会保障代替了生命周期储蓄，其财富积累动机减弱，稳态时的财产份额显著下降，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财富不平等的上升是必然的。
国内在财富不平等的政策设计和效果评估上，还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王弟海、龚六堂（2007）从理论机制上讨论了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该文认为从长期来看，在偏好无差异、劳动能力和初始财富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征收劳动收入税比征收资本收入税，更有利于改善稳态时的财富不平等。詹鹏、吴珊珊（2014）经微观模拟发现，遗产继承不一定能引起财产不平等的上升，分配的结果与穷人和富人的死亡率以及家庭特征有关，征收遗产税的再分配效果较弱。
四、总结与展望
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产权和社会制度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可操作、可预期的财富积累环境，处于财富分布不同等级的居民具有稳定的财富积累动机、积累来源和积累方式。在新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分析居民的财富积累行为，模拟财富不平等的形成，使这种理论机制得以充分表达。尽管这种分析范式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但是不能直接用于解释中国的财富不平等问题。
中国的制度背景是渐进式改革和经济社会双转型。在不断变动的财富积累环境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居民的财富积累动机从无到有、积累能力由弱到强、积累方式从单一向多元、积累数量由少及多的发展趋势，这种非稳定的制度环境使中国居民表现出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居民的财富积累行为。在中国财富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中，需要将新古典、转型经济学等多元理论相结合，找出中国居民在转型背景下特有的财富积累动机、积累来源和积累方式，挖掘这些动机和行为背后潜在的各种因素，通过将居民的财富积累行为模型化以解释我国财富分布不平等的成因。西方提出的财富不平等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只是我们研究的基础，在具体分析中还需要结合中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居民的财富积累条件，对上述模型和方法加以拓展和补充，加深我们对于财富不平等形成机制的理解和对财富不平等抑制政策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