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迈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中西间出现过一次方向性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成为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持续争论的第一热点问题。在2019年8月25-2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经济史研究》联合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室承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路径、制度与思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国际著名学者、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1999-2017）、香港大学冯氏讲席教授、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先生出席会议，发表“中西金融大分流量化历史研究：儒家和市场的竞争关系”的主旨演讲与最新研究成果。
陈志武教授首先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秦汉以来中国发达的金融交易并没有发展为大众化的证券市场？西方在公元200年左右已出现金融保险产品，13世纪推出了政府债券，而中国的现代金融起步则迟至19世纪，第一家中国现代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才姗姗成立。资本市场的出现更晚至20世纪初叶，因发展无序，曾引发严重的“民十信交风潮”（1921年）。他认为金融发展需必备3个基本条件：1、具有书面语言与数学系统，完成文本表述；2、发达的金融数学，实现金融产品定价；3、具有执行跨期合约的法治框架（正式或非正式的）。中国早已满足前两个条件，唯独缺少了第三个要件。
在Greif和Tabellini2016年研究的基础上，陈教授进一步追问一个问题，不同社会对于解决风险、挑战、跨期合作、资源配置有何差别？在其团队最近20年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中西比较，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形成了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具体表现为：儒家的主张在本质上是以“义”规范社会秩序（包括产权秩序、资源分配秩序、风险互助秩序），靠“义”解决风险挑战、跨期互助，然后，“义”对立面的“利”所规范的人际关系、社会秩序，才体现为明码标价的货币化交易形式的资源配置。藉此，他进一步认为中西金融分流出现在公元前一千年，中国表现为形成了基于血缘的礼制和以礼仪规范的人际关系，实现族亲之间的跨期互助和基于名分等级的资源配置，结果为血缘宗族服务的礼制发达，超越血缘的信任体系与制度则难以发展。然而，西方则专注发展超越血缘的广义道德，罗马帝国时代开始的人寿保险、资本市场等形式的非人格化市场交易，促使超越血缘的广义道德和制度得以发展。
然后，陈教授介绍了与马驰骋、Andrew Sinclair的一项最新实证研究，在剔除了其他影响变量之后，通过对不同地区1900—1927年现代银行数量与孔庙、家谱数的回归分析，发现儒家文化和宗族越发达的地方，族人之间跨期互助的可靠性和可能性就会比较高，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强的地区金融发展则比较弱，金融市场跟宗族之间有很强的替代关系，即便是引入现代金融业，也未必会被较多地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回归分析也间接印证了儒家文化对不同区域金融的类似影响。
最后，陈教授对于中西金融大分流是如何发生的，给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从周朝开始，中国选择基于血缘家庭来解决人际跨期风险互助资源配置，在接下来2500至3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学者的注意力、创造力都用在如何加强和巩固礼制建设上，于是，宗族、家族更稳固，跨期承诺、违约的概率尽可能降到较低。西方却选择了另一个方向，他们虽然也采用血缘、家族关系与组织，但重点致力于发展血缘之外的社会组织。因此，西方在血缘之外的法律、法治等制度体系建设上用力较多，在13世纪就开始重新发展金融市场，推动非人格化的金融交易，并建立制度框架予以支持与保护。相对而言，中国则更多地专注于礼制和人格化互助的体系建设，所以，即便到了19世纪，中国尚未形成可靠的、超越血缘的、非人格化的金融交易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方金融大分流至少可以回溯到中国的周朝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