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培鑫，经济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发表于《经济学（季刊）》2019年第18卷第2期。
一、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处于快速推进的阶段，城乡之间以及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发展呈现了巨大差异甚至割裂，“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最优城市规模”、“人口集中度是否影响了聚集经济的发挥”、“合理的城市体系”等问题在政策界和学术界都存在很大争论。对此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政策制定者应该着力内化集聚经济效应的发挥，因为个人与更多的人一起工作而具有更高生产率，这种外部性可以增加社会总的福利效应，而任何针对某些地区的补贴或特殊政策因为空间均衡的存在则有可能损害总的社会福利。因此了解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对于科学地制定城市和区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于集聚外部性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同样的劳动力在大城市会具有更高的边际产出，从而能够获得相对于小城市更高的工资和收入，但不同规模城市的劳动力工资差异却可能并不完全来自于集聚经济效应。首先，不同规模的城市所具有的劳动力技能分布不同，高技能劳动力可能更加倾向于在大城市群聚（Sorting），从而工资水平在城市以及城乡之间的差异有可能是源于劳动力技能水平空间分布的不均等。如果城市工资溢价只是反映了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劳动力技能的差异，那么城市经济学理论关注的重点就应该是大城市为什么能够吸引更高技能的劳动力，而非用外部性来讨论大城市为什么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另外，中国一直通过对低技能和低学历的劳动力实行户籍和公共服务的歧视以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大城市的生产率溢价是否会更多地源自于高技能劳动力的群聚，而共享、匹配、学习效应带来的外部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大城市的生产率，这更加值得讨论。即使控制了不同规模城市劳动力分布的差异，对于城市工资溢价我们还需要考虑的是，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受到地理位置、气候等自然条件以及基础设施等本地特征的影响，初始禀赋较高的地区在历史中更易被人们选择居住并发展为大城市。特别是基于中国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城市规模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呈现出巨大的空间差异，大城市往往分布在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设施完善的东部沿海地区，忽略城市的禀赋特征可能会造成对集聚经济效应的高估。
二、 研究设计
本文的研究拟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对城市工资溢价的群聚效应、禀赋效应及集聚经济效应进行识别。目前对中国城市工资溢价的研究多关注于工资的人口规模弹性，而在识别手段方面，现有文献往往通过控制除城市规模以外的劳动力个人、行业及城市禀赋特征变量等影响因素，并使用参数化的线性回归模型估计城市规模的集聚经济效应。然而上述模型具有较强的参数化和线性假设，容易因设置错误带来估计和检验结果的偏误，因此缺乏稳健性，最近有研究者开始采用更为稳健的非参数方法对群聚和集聚经济效应进行估计。本文最主要的贡献则是引入政策评价（Treatment Effect）领域的非参数“近邻匹配”手段对集聚效应进行估计，这是非参数方法在集聚经济实证分析中的重要拓展。此外，与现有研究只估计城市规模弹性系数或者只比较城市与乡村两类地区的溢价不同，本文将劳动力所在地区划分为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中小城市以及县城五个规模等级，对各等级城市之间的工资溢价及其来源进行识别和估计，考虑到集聚经济效应可能会随着城市规模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这样的分析可以充分捕捉到规模集聚经济效应的异质性。在分析中，我们还通过考虑劳动力的不可观测特征、调整被解释变量、加入近邻匹配的敏感性分析等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也考虑了结果在不同劳动力和不同地区中的异质性表现。文章的主要数据来源是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2013年的微观数据和中国县市级层面的统计数据。
三、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发现，城市工资溢价主要存在于人口规模大于300万的超特大城市和I型大城市，其中500万以上人口的超特大城市的绝对工资水平比300-500万人口的I型大城市高出25%，I型大城市的绝对工资水平则要比100-300万人口的II型大城市高出20.7%，通过匹配方法进一步分析其来源，集聚经济效应在这两类城市中都显著存在，其分别可以带来6.4%和15.4%的溢价，而劳动力群聚效应和城市禀赋效应对超特大城市与I型大城市之间的溢价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对于较低规模等级的城市，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工资溢价现象，群聚效应和集聚经济效应都不显著。通过采用父母特征作为劳动力不可观测特征的代理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进行敏感性分析等稳健性检验，结论没有发生改变。分样本的估计结果则发现，无论是高技能劳动力还是低技能劳动力，在高规模等级的超特大城市和I型大城市都可以享受到集聚经济效应带来的好处，相比之下，其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影响更大，但在规模等级相对较低的城市，两类劳动力的城市规模工资溢价都不明显，低技能劳动力甚至出现了工资缩水现象；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特征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而相对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集聚经济效应更加明显。此外，运用流动人口和个体面板数据的分析进一步表明集聚经济效应能够带来显著的工资增长溢价。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要从传统的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向依靠生产效率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而实现效率的提升，不仅要依靠生产技术的进步，还要努力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由于存在集聚正外部性，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分布可以带来经济绩效的显著提升，因此进一步释放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作为要素和生产活动的集聚地所具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是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大城市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抑制，虽然进入21世纪之后大城市的发展限制有所减弱，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占比不断提高，但基于中国目前的城市体系，城市规模仍然整体偏小，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未来需要进一步放松和削弱现行的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对于大城市发展的限制，否则可能会造成生产效率的损失。然而基于本文结论也可以发现的是，在超特大城市，集聚经济边际效应是有所下降的，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超特大城市的发展目前也存在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过高等负的外部性，对此需要通过更为完善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来进行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