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书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2期第38—50页
一、“世纪之问”及其进展
作为地方差异显著的大国经济体，经济的空间属性是中国经济史上持续被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前近代农业经济时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空间经济变动无疑为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的持续南移。1936年冀朝鼎以水利活动与“基本经济区”为线索，将这一经济秩序及其演化解释为古代中国经济发展与王朝周期性更迭的一个钥匙，成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之一。同时也留下了一个问题，即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经济空间的新变化是一个迥然不同的新阶段，该如何使用“新的概念”来描述“新关系”并分析“新事态”？
数十年来学界不断推进研究，首先是在20世纪30—40年代，张公权以省行政区为主体将全国划分4个大经济区及N个小经济区，国民政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国“经济区域制度”，将全国分为8或9个经济大区；其次在20世纪60—80年代，施坚雅（WilliamSkinner）从自然地理、城市与市场网络的角度提出经济区系理论，将全国分为九大经济区系；再次为在2006—2016年，吴松弟等从历史经济地理的维度细致地描绘了近代中国经济地理分区。
然而，19世纪中叶开启的新变化，不仅明显超越行政区划的范畴，同时也超出了经济分区理论的静态划分框架，按照近代以来中国产业发展与经济空间演化的基本逻辑，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分区或拼图的概念，更应该是一个开放经济下时间、空间、产业发展三维交织的动态进程。本文在学界近年来新拓展的基础上，借助奥古斯特·施勒（August Lösch）和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的经济空间秩序与区域发展演化的经典阐释，以及迈克尔·斯多珀（Michael Storper）对地域化经济定义的拓展，建立起一个新的概念与分析框架，解析近代中国新经济空间秩序，并尝试回答80年多前冀朝鼎的“世纪之问”。
二、如何回答这一问题
首先进行现象描述和概念界定，然后完成单个典型案例解剖，再寻找全局意义上的最大公约数，最后探究现象与概念、事实与理论背后的逻辑关系。
（一）现象描述与概念界定
19世纪中叶以来的新变化始于沿海与沿江“口岸”开放，以及口岸贸易所带动的“腹地”经济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类似于“点”、“线”、“面”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格局。该现象具有显著的地理属性，并呈现出“地域化经济”现象，不仅表现为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地域化”的地理现象；更表现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空间经济形态。我们知道，虽然前近代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地方性或区域性经济现象，但所呈现的均为农业经济主导下大区域间的生产分工与交换。在近代时期，从农业经济转向工商经济、比较深度地参与国际劳动分工之后，中国首次所出现的“地域化经济”现象，所呈现的是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禀赋下、在特定的地域内形成以工商城市为中心以其腹地为外围的流通与生产系统，一般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其他区域或全球分工体系。
（二）华南地区案例的解剖
鉴于华南地区地理边界比较清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体量也比较适中，且在地理上与经济上相对独立于中国其他区域，也易于观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看作一个缩小版的近代中国。在近代华南地区，以口岸城市为中心，按照要素流动与产业集聚的原则，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空间秩序，这是一个在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与资源禀赋基础之上，具有内在独特经济发展路径的自我演化与自我增长的地域化经济体。该经济体完全不同于行政基础上的经济区划或农业经济下的基本经济区，也不同于静态的地理与市场结构上的经济区系，这是一种区位经济基础上、工商业经济形态下的地域化经济体。
（三）全国全局图景的描绘
伴随着近代中国比较深度地卷入了全球化网络，网络内相互的作用力进一步促成了地域化经济的发展，除华南地区之外，其他类似的地域化经济体也已经形成或出现雏形，这些地理空间上或大或小、经济发展水准上或高或低、地域化特征上或显或隐的地域化经济体（长江流域、北方地区、华南地区、东北地区、山东、福建、台湾，以及云南沿边、新疆沿边、西藏沿边10个），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结构，此即一般意义上的近代中国空间经济秩序的图景。
（四）三个递进逻辑关系的探寻
首先，地域化经济体形成的微观基础在于特定地理范围内分工促进的经济增长，并与地理资源禀赋基础上的经济区位产生关联，推动特定地域范围内的经济自我增长。其次，单个地域化经济体形成的路径在于要素的流动，不同的要素流通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结构，于是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地域化的经济系统萌生并逐渐形成新的经济秩序。最后，就全国尺度与整个体系来看，以上海、香港为代表的口岸城市及其腹地（包括其下的5个等级3个层面的体系），重新塑造了近代中国经济的空间秩序，并将全国众多的地域化经济体重新组合为一个具有空间经济效率的大国经济体。
三、基本结论及其广泛性意义
本文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经济空间秩序的形式可描述为发端于“口岸—腹地”格局上的地域化经济体及其全国性组合，其内容则表现为以“地域化经济体”为载体的区位价值发现与空间资源配置优化的进程。这一动态格局及其演化进程的探究，不仅有助于厘清近代中国经济空间的属性与涵义、初步回答80年多前冀朝鼎的“世纪之问”，同时也为理解近代中国经济变局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近代中国经济空间秩序形式与内容还具有一个广泛性意义，即成为理解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大变局的空间钥匙。以往对经济史的解读主要是从时间属性层面展开，鉴于中国是一个空间差异显著的大国，从空间经济秩序的角度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经济增长与转型中的空间非均衡性，以及近代“自东徂西”的经济景观、大国经济起源等议题，还可以更进一步探究区域内部或区域之间要素与价值的循环及其关系，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经济打开一个新的窗口。此外，也可以拓展到相关的经济史议题。例如，我们知道，治水与对核心农业区的控制是理解古代中国长时段政治经济变动的线索之一；在近代时期，对全国工商业权重较高的地域化经济体的管控，也是理解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线索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