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申，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信瑶瑶，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原文发表于《财经研究》，2020年第9期。
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是一个时代任务，也是一个历史论题，对于该问题的考察，应具备长周期的视野。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始于近代，根据彼时学者的理解，“中国经济学”的定义可被归纳为，研究主体主要表现为但不限于中国人士，研究对象主要为中国经济问题和经济发展，学术特征主要表现为不拘泥于已有经济学说的研究领域和体系，研究方法上可对古今中外的思想与方法皆有批判吸收，从而建立的具有科学性、原创性和系统性的经济学术（程霖等，2018）。针对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研究，可存在两个维度：第一，是对近代探索的历史过程、代表学者、主要文献和学术观点等进行挖掘和评析。在该领域，学界已积累了一定成果（叶坦，1998；孙大权，2006，2011；李翠莲，2009；邹进文，2010；易棉阳，2019；等等）。第二，是从体系构建的层面，对近代形成的围绕中国经济学的论述与理解加以梳理提炼。在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体系构建是一个学术热点，大量研究从科学内涵、研究任务、指导原则、理论主线和体系结构等角度展开了热烈讨论（洪银兴，2016；逄锦聚，2016；张宇，2017；宋宇和任保平，2018；高帆，2019；周文和代红豆，2020；等等）。事实上，近代亦有诸多学者做出了丰富阐释，前文有关中国经济学的定义归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之于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若干基本认识。然而，针对这些思想的系统研究尚付阙如。一些研究是在某些相关领域，如西方经济学说传播与中国化（程霖等，2018）、近代民生经济学（熊金武，2012，2016）、代表学者如王亚南、陈豹隐等的经济思想（谈敏，2000；陈克俭和罗郁聪，2001；卢江和钱书法，2012；钟祥财，2015；等等）和部分主要文献（叶世昌等，2017；贺渊，2017）等的考察中，对该问题有所论述，但是不足以充分揭示近代学者的探索进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历史积淀。
在近代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探索的考察中，研究内容是一个重要方面。所谓研究内容，也可称为研究问题，是研究所含有的实质性事物，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对象性质或特征的素材和基础。因此，对于近代中国经济学而言，其围绕研究内容的探索，即是在确立了以中国经济问题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后，更进一步去明确应研究哪些领域，而针对这些领域，又应聚焦于哪些具体问题，等等。以此为视角，主要原因在于研究内容无论从逻辑上还是时序上，都应作为近代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探索起点。具体而言：第一，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指出，作为“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的“范式”（paradigm），其含义即为“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有学者进一步表示，对于经济学，只要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总是要基于观察现象和识别对象，通过思维加工对现实做出理论解释，从而完成现象刻画与规律发现（金碚，2019）。以上论述虽然在具体用语上存在不同，但可以看到，关于研究内容的技术性规定，总被包含在经济学的体系构建之中。第二，从学术立论的角度，中国经济学从始至今的一个突出特征即要求立足于中国本土，而识别中国经济问题中的一般性和异质性，本即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的应有之意（高帆，2018）。同时，从“经济学中国学派”的提法出发，经济学派的命名可依据不同维度，例如依据研究主体物理界限的“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依据研究范式的“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依据研究内容和学术主张的“重农学派”“货币学派”，等等。经济学中国学派，或言中国经济学的命名，即表现为特征性的研究主体物理界限与研究内容的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研究内容的确立是中国经济学得以成立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第三，从学术演进的角度，中国经济学术自近代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向舶来经济学说学习为主要的转型动力。“且不谈其引进方式应否依样画葫芦地照搬问题，也还有一个是否准确照搬问题”。这种情况下，构建系统的学术体系存在巨大的理论难度，但出于对经济学应用性的普遍追求，很多学者在接触了舶来学说后，随即对中国经济问题多有关注，进而积累了有关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的设想，为更进一步的体系构建提供了支撑。
本文首次系统考察了近代中国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的构建探索，通过着眼于有理论自觉并符合彼时学者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解的成果，基于大成故纸堆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和《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等，深入挖掘一手文献，将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具有不同理论背景学者的观点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由学者依据中国经济现实，选择出其各自认为较为重要的理论经济与应用经济问题，以“民生”作为主线而进行组织串联。第二类，是将中国经济学看作是从哲学、到经济理论再到经济政策的系统，对研究内容的体系完整性较为看重。第三类，是参照《资本论》的体系结构，并以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为出发点，根据分析需要做出相应调整。第四类，是依据“民生”这一主线，以古典经济学包括生产、分配、交易、消费的“四分法”为体例参照。
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该探索搭建起了近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基本框架，涵盖了包括中国经济历史演进、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经济运行、中国生产关系、工业化与农村经济建设、财政与金融改革等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在体系构建上实现了初步尝试。第二，该过程体现出的关于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逻辑，即为在吸收参照已有经济学说基础上，关键要深入挖掘中国经济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这一历史背景下的独特问题。愈是独特的问题，愈是普遍地被学者纳入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中，且这些问题，已局部地孕育出了若干比较具有显示度的理论创新。第三，近代探索未能建成获得学界公认而能被后人所沿用的体例，直接原因是对经济问题的理论抽象和提炼程度较低，根本原因是近代中国缺乏基本稳定性的社会背景及落后的经济科研水平无法孕育成熟系统的经济学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是经济发展、经济制度还是经济学科建设都取得了巨大进展，呈现出实现经济理论创新的极大可能。近代学者在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上的探索，为进一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构建提供了如下启示：首先，应进一步发现并归纳中国经济的典型化事实。历史探索已证实，中国经济现实中越是具有特征性的问题，越能孕育出具有创新性的经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世界范围内别具一格，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推行的一系列伟大实践，都应成为中国经济学得以确立并发展的现实基础。其次，应进一步重视理论抽象与规律提炼。近代时期，在研究内容上实现较高理论抽象度的中国经济学探索，往往也是具有较高创新度的成果。此中可能的逻辑是，一项研究在开展之初，内容多起步于较为宽泛的领域抑或具体的现象。随后，随着研究对象的不断确切、研究方法的不断推敲等，领域会不断细化，现象中的属性、关系和规律等也会不断地被提炼出来，使得研究内容朝向更具体系性的研究体例发展，成为服务于研究目的的载体。由此，理论抽象度较高的研究内容应成为构建系统化经济学术体系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经济学不缺乏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特殊性，相应的也会具有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所以，推进学术研究系统性与理论性发展应是未来深化探索的一个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