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昂，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著《陈光甫与民国政府关系研究（1911-1937）》由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一、近代银行家与中国金融现代化的努力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商关系起源于清末。清政府早期官督商办的洋务模式培育了盛宣怀、严信厚这些最早的“红顶商人”，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诞生了与官场联系紧密的私人企业家（如张謇、周学熙）。这些中国最早的现代企业家引进了西方的社会生产制度，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企业。清政府还资助了一大批留学生赴当时的先进国家学习（如陈锦涛、张嘉璈），其中不少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推动者，陈光甫是其中之一。他用十多年的时间将资本金不足15万元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营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民营银行之一。作为银行业的领袖人物，他致力于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投资实业、保险与贸易，开创银行对农村的金融服务，创始中国旅游业，被称为“中国摩根”。
抛却儒家文化观念的商业行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遭到长期的排斥，“儒商”是一种既能保障财富增长，又遵循集体主义传统的商业习惯。当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转型，资本利益的增长与基于私有产权的各类社会观念成为留洋学生、“知识分子”、工商业者、银行家等各类新兴社会群体的共同诉求和特征，是社会新生力量的共识和组织基础。这些社会群体的壮大必然带来经济观念和制度的更新。
在民初北京政府时期，陈光甫从一名职业经理人成为银行业的重要人物。以留学生群体为纽带，他从省政府的财库走向十里洋场，结识了工商界的重要人物，获得在银行界崭露头角的机会。与江浙地区工商业和新兴银行家群体的良好关系是陈光甫在金融业获取成功的社会基础，也是解读陈光甫后来大部分人生选择的钥匙。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最初十年，中国本土银行业迅速发展，金融制度和国家金融体系逐步完善起来。期间，陈光甫代表银行业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随着政府控制的银行资本急剧扩张，陈光甫不仅与这些庞大的银行机构开展许多合作，也勇于竞争，善于创新。陈光甫目睹了中国经济从清末的积弱积贫中最终走向经济统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经济得到统筹发展，经济建设渐有成效。他期盼“黑暗与混乱业已告一段落”，期盼中国能迎来新的时代。
20世纪30年代初期，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各国贸易壁垒造成国际贸易活动的衰退，同时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与经济侵略逐步升级。统制经济与民族主义经济遂成为一种潮流，银行家们认同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也主张政府的经济管理需向社会开放。以全国经济委员会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经济建设体系正是政府与工商界相互合作的典型案例。通过主持棉业统制委员会，陈光甫积极参与了中国棉业与纺织业的市场机制改革，并率先引导银行资本进入农村，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国近代的新式银行家们身处中国与世界的交汇。留学经历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都使得他们感受到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密不可分。参与国际贸易及相关金融活动之外，他们的专业能力与人际网络为他们参与国民外交、争取民族经济利益创造了条件。1935年法币改革后，他在中美白银协定谈判中的角色无可替代，为币制改革与中美战时经济合作铺垫了牢固的基础。
二、近代中国政府金融治理的曲折
从历届民国政府的角度看，北京政府缺乏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治理能力。不仅如此，政府的信用和权威伴随政权的动荡不断衰退。中央政府财政对银行业的依赖愈发强烈，却不能履行基本的政府信用，也不能有力维护金融稳定。从中央到地方，公私财产的法权界定可能并不是影响市场发展的关键，权力的合法性及其限制问题更为根本。
从传统社会演变而来的政商关系主要依靠人际或等级关系维持，抑或沦为前者的强取豪夺。在银行家看来，北京政府做出过经济现代化的努力，但困于政治上的落后，成果寥寥，更无力扶持民族资本。在整理国债、货币改革以及中外重大利权交涉等方面，北京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影响力都令人怀疑。这些促使中国本土银行业不断自我革新，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同时凝聚成能引导舆论的一股社会力量。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变直接影响了这一关系。1932年以前，国民党内争不断，南京政府疲于应对政治动荡造成的财经困境，执政效果差强人意。从国民革命到国难会议之际，国民党本质上以银行业为利用和榨取的对象，对工商、实业、金融的建设领域的各种呼声视而不见，引起各界不满。
1932年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联手使政局相对稳定，国民党中央得以筹划和指导经济建设。在中日战争随时爆发的情况下，这种建设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的战略需要与备战计划。为了发挥经济界的作用，国民政府在国家经济统制中邀请银行家和实业家们参与经济治理事务，通过讨论和推动具体财经政策，发挥市场作用。政府的这一做法得到了经济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加强了政策的成效；银行业较快恢复了对中央政府的信心以及同地方政府的接触。
三、近代政府治理与金融市场的调适与融合
在以往研究中，银行家的不同个性隐藏在群体特征之下。事实上，正是每一个银行家不同的性格、思想与实践构成了近代银行业与政府关系的丰富内涵。不容忽视的是，金融业不能脱离国民经济的基础，银行家个人都受制于近代中国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过渡性。近代中国本土银行业的社会资本来源稀缺，实业基础不够发达，但银行业自身的发展及对工商业的促进取得了可见的成绩。近代中国的银行家或是企业家们，不仅在中国传统经济通往现代经济的方向上架起了桥梁，还力图建立良好的中外经济关系。这尤其离不开陈光甫等私营银行家们的锐意进取和改革创新。
银行家与近代中国政府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由个体构成的行业群体。以上海银行公会、上海市（总）商会、上海钱业公会等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是这种商界群体联合的标志。随着民国初期上海民间银行资本和银行家群体的壮大，银行界意识到有必要建立对内团结互助、对外维护共同利益的同业组织。银行家的个人活动一方面受到同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影响，也能借助同业公会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在近代中国的各个阶段，国家的权力总是远远强于银行业。即便是1916年中国银行对中央政府的反抗也是局部的。与政府的利益纠葛中，银行业真正能动用的法律手段、社会舆论和租界庇护都十分有限，而政治势力可以采用各种政治与经济手段获得优势，甚至采用直截了当的肉体暴力。这种状态与中国政治经济的传统与新发展都有关系，有时也受到宏观经济和国际舆论的影响。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同样是时代变迁的新产物，尤其是暴力手段逐渐成为政治上糟糕的选择。相对稳定的政权都意识到：发展现代经济的必要性影响着国家存亡。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在探索国家治理方式上作了努力，所有的成果终将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考验。
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整体演进绝不是政府与市场（或国家与社会）对等博弈的二元结构——归根到底是政府在中性意义上的集权需要与欠发达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展现，两者的发展程度悬殊却相互依赖，矛盾与调和共存。这种国家经济体制的利与弊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的近代历史中不断地显露出来，直至崩溃。陈光甫个人事业的背后是中国近代银行家和银行业的整体变迁。到1937年，中国最重要的银行家们在国内外的经济关系中已置于政治权力之下，普遍地与政府联系在一起。
本书以辛亥革命到全面抗战爆发的历史进程为背景，研究近代中国银行业的代表人物陈光甫在近代政商关系变动中的个人经历与事业。从清政府官派留学生成为近代最具影响力的民营银行家，陈光甫代表工商金融资本利益，与近代历届政府在长期的矛盾与调和下共存，对近代中国金融制度的发展、私营金融业的壮大、国家经济治理与中外经济关系的进步都发挥了作用。本书从一个金融家的具体思想、事业和社会活动，审视了全面抗战以前中国私营金融资本所处的政商关系。
内容目录：
绪论
第一章陈光甫与1927年以前的中国政府
第一节旧王朝的新青年
从报关行学徒到官派留学生
经理官办江苏银行
待人处世与经营之道
第二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及其社会基础
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与留美学生联谊
加入基督教青年会
获得工商、金融界支持
第三节与民国北京政府的疏离
远离政府财经事务
筹划公债借款的两次失利
迫于地方军阀的摊派与战乱
与铁路部门的合作
与国民党人的交往
第四节在国民外交中争取利权
加深中美精英交往
呼吁收回关税担保存放权
支持山东“赎路”运动
在“五卅”运动中交涉利权
第二章陈光甫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统治（1927—1932）
第一节陈光甫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与蒋介石的互相试探
与蒋介石阵营的联手
应对战乱与武汉政府
主持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
第二节二次北伐到中原大战期间的陈光甫
向新政府诤言
被迫接受政府公债的摊派
在新军阀混战中专注行务
第三节“一·二八”事变前后的陈光甫与国民政府
支持孔祥熙的工商业计划
进一步联合工商界
力阻宁粤对峙
对南京政府的失望与批评
第四节从奉命赴欧到接待李顿调查团
奉命参加国际劳工大会
筹建国际商会中国分会
对全球化的思考
参与接待李顿调查团
第三章陈光甫与南京国民政府经济统制（1932—1937）
第一节陈光甫对统制经济的认识与参与
对统制经济的认识
对国家间竞争的认识
经历全国经济委员会改组
第二节陈光甫与统制经济的展开
主持棉业统制委员会
治理与扶持本国棉、纱业
引导资本流向农村
第三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各级政府之新关系
中央政府债务信用的改善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周旋
第四节投身对外经贸
主持国际问题研究会
与欧美商界交往
赴日本考察经济
第四章陈光甫与南京国民政府金融建设
第一节陈光甫与金融制度环境的变化
政府备战方针下的金融统制
呼吁金融立法的完善
推广抵借、票据和保证制度
第二节陈光甫与“四行二局”金融体系
倡导健全的中央银行制度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国家金融资本的合作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国家金融资本的竞争
第三节陈光甫与南京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
“硬着头皮干下去”
顺应中、交两行改组
协助政府治理金融风险
拥护南京政府的统一备战方略
第五章陈光甫与国民政府币制改革
第一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银本位危机的补救
“废两改元”进程中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依靠政府应对白银危机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业务调整
第二节协助法币改革进程
参与法币发行管理
推动银行界的业务变革
受益于政府金融改革
第三节领衔对美售银谈判
赴美谈判的背景与成行
签订中美白银协定
中美白银协定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