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Selfishness as second-order altruism（自私作为一种二阶利他主义），2008（5），PANS，https://www.pnas.org/content/105/19/6982
原本是答应小编推一下之前出版的一本译著，推文已经写好，无非是介绍书的内容、学界同仁的积极反馈……云云。今早突然改变主意，既已出版的成果就属于过去，就应该踩在脚下，继续前行。书的质量如何，学术界自有评价，不推也罢。倒是昨日与友人的一段闲聊，促使我想说说翻译这件事。
杨敬年（1908—2016年）享年108岁，1936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40岁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起任南开大学教授。译有雅·科隆诺德《经济核算制原理》（1953年译-45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92年译-84岁）等。7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90岁翻译完成亚当·密斯的《国富论》，百岁时撰写《期颐述怀》一书，回首其百年人生。
回顾杨先生的一生，译著居多，而专著较少，公开发表的论文也不多见。1981年出版第一本发展经济学专著《科学、技术、经济增长》，1988年出版《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从1986年（78岁）到2015年（107岁），共发表11篇文章（来自知网检索），其中4篇为书评，有一篇发在《经济研究》上。或许有未公开发表的，不得而知。
还有一人，也是经常会读到的，李平沤（1924-2016年）享年92岁，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授，曾翻译卢梭的《爱弥儿》、《社会契约论》、《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忏悔录》等经典著作。李先生也极少有自己的作品。或许翻译就是这些前辈们的工作。
但也有一些具有良好的海外教育背景、对英文的掌握犹如母语一般熟稔的学者，一生不出译著。这是这一类学者中最常见的情形。
在早年我国经济社会理论知识相对匮乏的时期，亟待吸收西方的成果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尤其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各种思潮纷呈迭起，思想界理论界百家争鸣，学者翻译几本著作是有可能确立学术界地位的。
而现如今人们对于译著者的关注度不及以前，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大量经典的经济学外文书籍已经有翻译版，原著本身的分量不足。二是学习者、研究者的英语水平比以往有很大的提高，可以无障碍地阅读原著。中国学生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到研究生及以上阶段尽管有时候是哑巴英语，但至少在阅读方面还是过关的。而且有些翻译版可能还存在误导，反而不如自己直接读原版把握得更准确。三是学术评价体系有变化。在学术研究机构的考核评价中，以前译著算工作量，按字数计算，现在一本译著的工作量可能不及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四是现代化翻译技术的发展。各种翻译软件，小到一页纸、一篇论文，大到一本书，从英文到中文，基本上可以实现所见即可得。尽管很多也是傻瓜翻译，存在语法不对、语句不通、语义不达的问题，但基本的意思可以表达出来。
所以，和几个翻译者聊起，他们的一个感受就是——翻译是个苦力活。
如果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分析翻译这个活，可能的收益：一是翻译一遍比一般性的阅读对文意的理解更深入。很多译著者将翻译作为学习的过程，对翻译中的所得倍感喜悦，同时也积淀了自己在某一个领域的深度，指待他日厚积薄发。二是满足纯粹的好奇心，也是符合个人的读书写作习惯。有一位友人经常翻译国外的著作，自己是教授经济学的，但对于社会学、历史和哲学都抱有兴趣，边读边写是他的习惯。译著成为他追逐新知的一种副产品。三是满足些许的虚荣心。有人可能还会问有稿费？少得可怜。那版税呢？除非你是大家，否则销量好不好和你没关系。
可能的损失：你把这种比一般性的阅读获得的深意体现在译稿中，并传递给了其他人。你的翻译是更精准的，别人可以在这个肩膀上继续提升，而你这份毫无保留的贡献使自己和别人在一个起跑线上。相反，如果你没有出版，你可能是领先于别人的，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出版专著。其他的损失，当然还包括你写稿投入的时间精力，这部分精力跟自己出版专著所耗费的差不多。
对于一个译者来说，他在读了原著之后，是留着自用，还是整理出版，其中的私心与公理心不好评判，或许也不应该评判。但不管怎样，如果一个人出版译著，对于读者来说，还是应该心存感激的。至少他在更早的时间节点上，愿意分享给读者，与后者在一个起跑线上，促进学术的交流和知识的溢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