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尹良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摘自《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有删减
一、引言
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性是现代经济活动的一项重要特征，在集聚中心汇聚的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提升了产业生产效率，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演化过程，并不单纯取决于传统视角下的自然资源禀赋、外部性、运输成本、规模经济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政策和政府行为的重要影响。由于中国产业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以税收优惠、国有资本投入与开发区产业政策为代表的政府行为发挥了巨大的引导作用，主要生产要素的流动除受政府行为的导向性影响不可忽视。
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正逐步向以城市群为主体进行转变，常用产业集聚度量方法大都取决于区域行政划分，已经无法有效反映出当前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发展阶段的特征。DO集聚指数作为近年来应用较多的产业集聚水平度量方法，其计算直接基于微观企业间的距离信息，能够适应目前以功能区、城市群为核心的发展阶段。本文运用DO指数度量中国制造业企业三位码行业的产业集聚水平，探究各重要因素尤其是政府行为对于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
二、产业集聚的度量与影响因素
目前应用较多的产业集聚度量指数主要基于两类，一是根据不同空间地理单元中产业经济规模的均衡性进行构造，如空间基尼系数与EG指数；二是基于微观企业地理位置信息形成的产业空间分布进行构造，其中代表性方法是DO指数。DO指数旨在利用行业内企业的微观地理位置信息，通过计算企业两两之间的地理距离，得到经济规模加权的企业间距离密度分布，从而获得产业集聚程度关于空间距离的函数。另一方面，通过随机化处理样本企业位置进行的反事实实验可以帮助构造DO指数的假设检验问题与置信区间，DO指数的统计性质更完备。
传统地理经济学视角下，自然禀赋差异是导致产业早期自然集聚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区域内企业之间知识溢出、投入产业关联、劳动力池产生的外部性是产业空间集聚发生的重要因素。新经济地理学框架在报酬递增假定下，引入运输的冰山成本提出了中心-外围模型，强调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模式中的决定性作用，先后将运输成本、产业结构、产业关联、外部性、匹配、共享和学习机制、以及制度等因素纳入对要素流动、企业区位变化和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研究。
以财税政策、产业政策为代表的政府行为在制造业产业集聚演化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共部门针对特定产业实施的区域差异化税收政策会促进企业向经营成本更低的区域集中，进而在空间上形成产业集聚。从财税政策和产业政策出发的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表现得更为直接，且富有多样性。现有多数研究认为财税政策促进了中国产业集聚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在制造业领域的产业政策一般以开发区经济为主要表现形式，各地广泛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工业企业在小范围内集聚有促进作用，但也有研究表明，各级地方政府主导建立的开发区可能并不利于部分国家计划重点产业实现集聚式发展。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本文实证分析中所用数据主要来自2003年、2007年与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主要信息为工业企业的地理位置及经营情况，样本范围包括全部国有制造业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企业。
以中国制造业的三位码行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评估和验证各类因素特别是政府行为对制造业行业内产业集聚的影响，使用2003、2007、2012年各行业内产业集聚的DO指数度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分别从自然资源禀赋、马歇尔外部性、运输成本与出口需求、政府行为等方面选取和构造解释变量。
使用各三位码样本行业对应二位码行业的农、矿、能源三类自然资源投入在行业投入中的占比作为自然资源禀赋解释变量。使用行业新产品占总产出比例来反映知识溢出效应。参与国际贸易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内部关联较为密切，选用行业出口产值占行业总产出的比例来反映投入产业关联拉动的影响。使用行业从业人员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的占比和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员的占比作为劳动力池因素的解释变量。运输成本与规模经济是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影响产业集聚的关键因素。选用库存完成品占比（年末库存中产成品/当年企业销售产值）间接反映企业运输成本。同时，使用行业内企业平均就业规模作为表示规模经济的解释变量。
政府行为是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分别从地方税收、国有资本和开发区政策三个方面来刻画政府行为的影响。使用行业地方税收占比（行业地方税收/行业全年营业收入总额）来衡量政府税收政策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利用行业国有资本产出占比（行业国有资本产出/行业总产出）来反映某行业受国有资本直接影响的程度。利用2006年全国开发区目标行业的频数分布按以下三种方式设置开发区政策代理变量：（1）依据该行业是否属于开发区目标行业，设置虚拟变量；（2）依据该行业成为开发区目标行业的次数设置区间型虚拟变量；（3）对最受欢迎的11个目标行业分别设置虚拟变量。
基础回归结果表明，对于各类自然资源禀赋因素，在使用2003、2007年数据的模型中，不同距离范围内资源禀赋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均总体表现为不显著；增加2012年数据后，各项自然资源中间投入比例对产业集聚水平均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对自然资源投入依赖较高的行业倾向于分散选址。对马歇尔外部性相关因素而言，在不同距离范围内，新产品占比对制造业产业集聚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同时出口产品占比对制造业产业集聚具有稳定的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池因素对集聚影响不明显，本科及以上学历职工占比和初中及以下学历职工占比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2007年以前劳动力池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影响较小，结合就业规模对产业集聚的正向影响来看，中国制造业仍主要表现出较强的劳动密集型特征。
从政府行为角度，地方税收占比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总体表现为不显著，而国有资本产出占比因素、开发区政策因素与产业集聚水平在不同距离范围内均表现为负向相关关系，说明受政府行为影响较大的行业内企业在空间中选址较为分散。按样本所在目标行业频数区间设置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了开发区政策对行业内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作用的复杂性。开发区目标行业受欢迎程度越高，企业在选址方面具有更大的可选择空间。就部分高频数目标行业而言，各地政府广泛地设置附带财税优惠的经济开发区，这类行业在空间中可能倾向于分散选址。
各地政府设置开发区的目标不同是开发区目标行业因素对不同行业集聚水平影响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设置开发区目标行业时存在多种可能的导向，如国家重点产业导向、高利润行业导向、地方优势行业导向等。国家重点产业在各地设置开发区目标行业时受欢迎程度较高，因而相关企业可能存在多个优势选址地点。另一方面，本地产业优势及行业利润率等也是地方政府在选择开发区目标行业的重要考虑因素，前者会促进产业的进一步集中，而后者会由于各地方政府的竞争性招引企业而导致产业的分散。例如，对于属于国家鼓励产业和高利润行业的医药制造业，以及同属高利润行业的食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等，开发区目标行业政策促进了行业企业的分散均衡配置；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等行业利润率低，对地区配套产业链依赖性高，开发区目标行业政策进而产生了促进行业集聚的正向作用。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政府行为因素为核心研究对象，并结合自然资源因素、马歇尔外部性、新经济地理因素等探究了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目前我国制造业集聚已经脱离了依赖区位自然资源优势的早期制造业集聚模式。知识溢出效应、出口需求拉动和规模经济对于制造业集聚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出口需求和规模经济是长期以来促进中国制造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因素。
（2）由于关乎国计民生，国有资本因素对相关行业企业在空间中的选址表现为促进均衡分散发展，但在这一效应近年来有减弱趋势。以开发区政策为代表的地方政府行为对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具有复杂特性，各地方政府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与规划时较多受到国家重点产业导向与高利润导向，使得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产业同构化。对于某些对产业配套要求高、与地方经济优势符合的产业，地方政府的开发区政策有助于促进这些产业的进一步集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