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题记：2021年5月29日，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主题为“中国智慧与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学术研讨会，纪念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发表5周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9日给《文史哲》编辑部的回信。本文作者应邀作了《立足中国实际，探索理论创新》的发言。以下是依据录音整理并经演讲者整理完善的文稿。
接到这一次的会议通知之后，看了一下主题，是讲中国智慧与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要我报发言题目。我想了一想，既不能报经济学的题目，也不能报期刊题目，所以我就构思了一下，确定了演讲主题为：如何立足中国实际来实现中国理论创新这个问题。既然要立足中国实际，就必须运用中国智慧；既然形成了中国智慧就能够实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因此，以下我谈谈“谁”来立足中国实际、如何产生中国智慧、中国智慧产生了有什么用这三个问题。
中国智慧的第一个问题是应当明确“谁”来立足中国实际？我的答案：当然肯定是有智慧的人来立足中国实际。没有智慧的人，因为没有智能而无智慧、不了解中国实际，所以很难做到立足中国实际。当然，并不是凡是有智慧的人就能够自然地立足中国实际，因为只有那些深刻把握中国国情及其客观规律的人才能立足中国实际。既然如此，哪些有智慧的人才能立足中国实际呢？上溯一百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做到了立足中国实际。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100年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才是由此上溯100年中国历史和实践中最有中国智慧的人。
明确了“谁”来立足中国实际之后，接下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智慧是不是有中国智慧和他国智慧之分呢？沿着这个思路，我们首先要区分智能与智慧。所谓智能，就是思考问题的能力，这一能力的物质基础是人脑。就人脑而言，无需区别中国人脑和他国人脑，因为无论是中国人脑还是他国人脑，生理机制应当是无差别的。但是智慧就不同了，智慧是人们运用人脑的智能对外界事实及其规律的处理而形成的智能结晶，因此，由于不同国度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事实及其规律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国度、不同地区的智慧。由此可见，的确是存在中国智慧的，当然无需怀疑，同样存在着他国智慧。再从中国发展来看，中国的发展也需要中国智慧的支撑。既然如此，中国智慧何以成为中国智慧呢？我认为，取决于智慧的形成来源，根本前提是有一个有智能的脑袋，但是这个脑袋最后形成的智慧不一定是中国智慧，要保证它是中国智慧，我觉得有三个来源。
中国智慧的第一个来源是教育。不同的教育结构、不同的教育体系、不同的教育内容，决定了受教育者的知识结构，这一知识结构往往决定了受教育者的心智结构，而正是这一心智结构决定了不同教育模式下人们不同的智慧。既然如此，中国的教育就自然培育和形成了中国的智慧。由此可见，中国的教育结构、教育体系、教育内容的改革，需要沿着培养中国智慧的目标前进。当前，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仅仅关注知识教育，而忽略了情怀教育和素质教育。缺乏情怀教育的受教育者往往是魏礼群先生所称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这样的受教育者即使有绝顶的智能，但对党和国家无利，甚至是严重的有害。因此，情怀教育是要使受教育者牢固树立爱国爱党的胸怀、情怀和远大理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的另一个忽略是缺乏素质教育，尤其是学生的体质锻炼，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呈下降趋势。现在你无论到哪个学校，都会看到，戴眼镜的学生特别多，处处都是文弱书生。
中国智慧的第二个来源是新闻传播，即形式多样的传媒。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传媒已经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智慧，狂轰乱炸、洪水猛兽般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源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左右着我们的思想，左右着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因为，人类智慧取决于三个前后相继的元素，即信息、知识和智能。信息来自传媒，知识来自教育，智能来自人脑。因此，信息结构和知识结构如先天般地左右着人们智慧的结构。所以，中国智慧的形成、演进和发展是离不开信息传播的左右的。
中国智慧的第三个来源是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人类智能利用可获得的信息和知识，从而产生智慧。智慧的结果是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总和。虽然哲学社会科学往往并不直接影响着某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思考方式和主观看法，但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哪怕是最不出名、最不显著的成果，有时也会在不经意间影响着大众的思考方式。
总之，基于教育、传媒和科学三个维度，我们会发现，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特质，也就决定了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智慧。自古以来，中国就形成了独特的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和知识结构；在当今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传媒已经全方位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生产、社会活动的每一个角落；科学（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已经和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中国智慧已经获得了和正在丰富着深刻的内涵，正在扩展既有的边界，正在世界智慧之林明确自己的定位和影响力。
中国智慧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产生中国智慧呢？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问题，在前面三个来源的基础上，中国智慧的产生可能需要进行心智模式、心智范式的革命。过去，我们有意无意的接受了以前的心智模式、心智范式，受其影响和约束，人们就不可能产生原创的东西，不可能产生创新。只有心智模式、心智范式上的革命、创新，才能推进我们的思想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既然如此，如何做到心智模式、心智范式上的革命、创新呢？我觉得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就可以实现心智模式、心智范式上的创新。第一个是原创，可以概括为“化无为有”“无中生有”。原来没有的思想、没有的产品，原来没有的模式、没有的制度，现在新创造一个，我们就叫它原创。第二个是颠覆，原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思想、产品、制度和范式，现在把它颠倒过来，把它颠覆掉，“化腐朽为神奇”。第三个是改进，在既有的正确的思想、产品、制度和范式基础上，进一步边际改进、边际改善，从而获得更好的思想、产品、制度和范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总的来看，包括但不限于这三个方面，中国智慧就能够产生。
中国智慧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智慧产生了有什么用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觉得中国智慧的产生特别有用，中国智慧的作用应该用三个“性”来表达。第一个是目的性，我们产生的中国智慧，它是带着什么目的去产生的呢？比如说，我们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为了民族能够屹立世界之林，这样的目的就是好的，这个智慧就应该是好的。但是现在好像有一种看法，只要是智慧的就是好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对于今天来说，中国智慧的目的性表现在如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自己的智慧，我觉得这才是中国智慧产生的目的。第二个是科学性，中国智慧不能拍脑袋，不进行科学的探索立马就得出的结论不能称之为中国智慧。我们认为这样的结论是没有道理的。任何一个东西、一个理论，必须是按照科学规律来探索，最终得出结论，并且要按照科学方式表达出来。即使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但是符合科学的探索原则，这也是好的智慧，因为我们倡导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当然我们希望通过科学探索得出科学结论，这个才是我们主张的中国智慧。第三个是价值性。通过智能运用，得出智慧成果，这个智慧成果有用吗？有价值吗？实际上对哲学社会科学来说，它的价值就体现在服务国家、服务社会、创造理论。所以总结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性，第一个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价值，也就是这个智慧对实践的解释力是多少，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多大，都体现了你的智慧的含金量是多大。第二个是理论价值。你对既有的理论做出了哪些贡献，哪怕是边际贡献，一般来说我们完成了边际贡献就已经了不起了。凡是对中国理论，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一份贡献，哪怕是边际贡献，都是有理论价值的。第三个是政策价值。你的智慧能不能为现行的政策提供智力支持？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如果我们的智慧像列宁针对黑格尔哲学所说的，是“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虽然也是好东西。但从经世致用的视角来看，如果说智慧成果不能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政策、制度，我们要智慧干什么呢？当然，一些智慧可以不追求经世致用的价值，但必须有藏之名山的储存价值，譬如黑格尔哲学、司马迁《史记》。
总结一下，我上述讨论的三个问题，谁来创造中国智慧和中国智慧的来源、如何产生中国智慧、中国智慧的价值，归结起来，就是讨论如何“立足中国实际，实现中国理论创新”。我认为，只有在中国智慧基础上才能产生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而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它首先要服务于中国的实践，当然同时因为它服务了中国的实践，所以在这里面产生的智慧成果，同样具有他国借鉴的价值，能够被世界各国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