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众、沈开艳: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作者:李泽众、沈开艳发布时间:2021-07-27浏览次数:24

作者:李泽众,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开艳,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原文发表于《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有删减。

 

一、问题的提出

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城镇协调发展新格局是党的十九大对新时期城市群建设的新要求。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群的发展十分迅速,具有科学合理的城市群空间结构是提高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多中心的城市群空间结构可以疏解核心城市人口、缓解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差距过大等问题,然而,也会使核心城市的人力资本、创新要素投入发生流失,减弱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无法继续作为增长极带动周围中小城市的发展。关于如何构建合理有序的空间结构,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大量探讨,然而,学者们就城市群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尚未达成一致,使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是否优化缺乏判断标准,也为规划编制与政策制定带来困难。目前,城市群的城市体系结构是否合理,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如何,未来应当朝单中心还是多中心空间结构的方向发展?回答以上问题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述评

国外学者较早地关注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Bailey等(2001)指出多中心城市区域产生的集聚效应不如同等规模的单中心城市产生的集聚效应。Cervero(2001)认为更紧凑、更集中的空间结构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Parr(2004)认为多中心发展策略往往带来较高的交通成本和较低的通勤效率,不利于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另一些学者指出,集聚效应可以在临近的城市之间共享,而拥挤效应通常局限在城市内部,单中心城市群往往伴随着集聚不经济因素,如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激烈竞争、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以及高犯罪率等,从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的转化被视为降低集聚不经济的有效途径(Phelps and Ozawa,2003;Merjers and Burger,2010)。Henderson(2003)则认为该关系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非线性的,即超过某个最佳的城市集聚度后,集聚则会对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

国内探讨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晚,已有文献多为测度、分析和比较城市群的功能结构及其动态演化过程,常用的分析方法包括计算帕累托指数、mono指数、首位度、区域基尼系数等(宋吉涛,2006;张鑫等,2016;黄妍妮等,2016)。在少数直接探讨城市群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文献中,结论并不明确。第一种观点支持城市群的单中心空间结构。杨青山等(2011)以东北地区的地级市为研究样本,结果表明首位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张浩然等(2012)发现,单中心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原因在于目前的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趋于“扁平化”,使得城市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难以发挥,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袁志刚等,2010;陆铭等,2011)。然而,近几年的城市群发展十分迅速,先前集聚不足的特点可能已发生改变。第二种观点认为,较高的单中心程度对经济发展呈负向影响,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有利于经济绩效的提升(华杰媛等,2015;孙斌栋等,2015;侯韵等,2016)。该结论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经济效应具有一定的贡献,然而缺乏单中心程度对经济发展作用由正转负的“临界点”缺乏描述或测度,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三种结论是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李佳洺等(2014)通过对1995、2000、2005和2010年四个年份的中国20个城市群的人口和经济集聚程度进行研究,发现经济集聚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符合倒“U”型特征。王磊等(2018)以中国中部地区城市群多中心结构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即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结构转变。以上得出非线性关系结论的研究虽然是对以往文献的有益补充,但是由于选择的样本在时间层面不连续或者研究样本仅限于中部地区城市群,其结论的参考价值有待提高。

三、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测算

本文采用Meijers和Burger(2010)的研究思路,运用mono指数测算城市群的空间结构。mono指数是利用城市群规模最大的前两位、前三位和前四位城市计算所得q值的平均值。此外,为使反映空间结构特征更加全面和反映城市群中心城市的集中程度更加直观,本文还计算了以上十大城市群首位城市的城镇就业占城市群城镇总就业之比s。

(二)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因素。为探究城市群的单中心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在模型中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平方项和立方项进行探究。此外,考虑到城市规模的变化会影响集聚经济效应,从而会改变空间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所以进一步将核心解释变量与城市群规模的交互项纳入模型中

进一步地,当发现城市群的单中心空间结构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呈现倒“N”型特征之后,为估算其拐点值以及考察不同阶段空间结构的经济效应,本文选取城市群的单中心指数作为门槛变量,利用门槛模型进一步检验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非线性关系。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城市群的单中心空间结构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呈现倒“N型”特征,即单中心空间结构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为“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城市群在起初规模较小时会得到单中心空间结构的集聚经济红利,超过一定限度后,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病”将推动空间结构转变为多中心的发展模式。该阶段的突出问题转变为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能力不足,增长极的弱化不利于城市群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决定了空间结构会再次向单中心化过渡。该转折点为第一个“拐点”。接着,随着信息革命、工业数字化转型,资源可通过虚拟媒介发生集聚,交通基础设施的优化会缩短通勤时间、改变核心城市人口高度集聚的形态。直到突破第二个“拐点”后,多中心的空间结构将持续地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城市群的单中心程度只有在合理的区间(0.6206<mono<1.6603)时,进一步的单中心集聚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否则,多中心的空间结构会更有利于城市群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京津冀、川渝城市群的单中心程度超过上述合理区间,应当提高多中心的集聚程度,缩小核心城市及其周围其他城市的差距;而山东半岛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单中心空间结构小于上述合理区间,说明目前该城市群中的城市过于分散和平均,应当提高核心城市的能级和集聚、辐射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城市群的各城市应积极打破行政壁垒,以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为目标,不断调整城市群的内部空间结构,使之发挥最大的经济效应。对于单中心集聚不足的城市群,例如山东半岛、长江中游城市群,各级城府应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促进城市规模从扁平化分布向大城市集中分布的转化;应当加强核心城市的影响力,使其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效应,带动周围中小城市的协同发展。对于单中心集聚程度过高的城市群,例如川渝、京津冀城市群,应当实施城市群的多中心战略,加大对次中心城市加大政策支持和资源整合,缩小城市间的经济差距;同时,应适度分散核心城市的低端制造业功能,防止单一城市过度扩张带来的拥挤效应。在城市群空间结构不断演化的过程中,政府应重点加大交通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推进制造业及服务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型,并且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和辐射作用,以提高城市群的经济发展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