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昂:张仲礼关于19世纪中国国民收入的研究及其启示

作者:徐昂发布时间:2021-09-17浏览次数:14

本文作者:徐昂,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摘自:《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9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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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礼对中国国民收入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张仲礼先生(1920-2015)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他对近代中国经济的研究享誉海内外。他的《中国绅士》与《中国绅士的收入》两项研究,是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综合交叉的成果,是研究19世纪中国不可绕过的“核心研究”。研究通过大量的原始史料与数据统计,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分别回答了绅士人口及其特权来源、绅士的收入与经济地位以及基于绅士研究的国民收入核算三大问题。这一研究在华盛顿大学的中国研究中逐渐“占有核心地位”,涉足当时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对美国学界产生影响。

20世纪50年代,国内外对19世纪中国绅士群体的科学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出于对华政策的利益需求,美国的中国研究主要聚焦于西方制度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冲击效应。同时,清代经济资料的不完整性和现成统计途径的稀缺也是计量研究的客观限制条件。

张仲礼先生克服困难,突破了美国汉学的范式。他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特征出发,以绅士阶层的人口与收入为中心,用经验主义的统计方法建立了19世纪中国国民收入和产出账户的框架,揭示了传统中国国民收入结构的本质、特征与困局,并引申出结论:绅士群体的内部变化,打破了稳定收入结构的制度设计,中国科举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分崩离析”有着内在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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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国收入分配的原创性发现

张仲礼先生深入分析科举与绅士的关系,揭示了科举制度对19世纪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决定作用,以及对国民财富产生与投资的影响机制:

第一,19世纪的科举制度决定了中国不同收入群体的人口数量与空间分布。每一级科举考试的取中名额和次数经过精心设计,绅士和平民、绅士和绅士之间的社会结构泾渭分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及以后,中央政府对各类绅士数量的控制力受到削弱,绅士人口增幅超过30%。至19世纪后半叶,边远省份绅士人口比重开始落后其他省份,群体内部的收入分配也渐失稳定。

第二,科举制度赋予了绅士凌驾于平民的社会地位和特权,获取相应报酬和经济地位。不足总人口2%的绅士及其家属们占有了24%的国民收入,绅士人口比重的微小变化就会对国民收入结构产生较大影响。相较于从农业部门获取的13.2%的收入占比,至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绅士从政府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中获取了76.9%的国民收入,从贸易与金融部门获取了38.6%的国民收入。绅士群体凭借社会地位,垄断不同社会职位,占有了社会服务产出的大部分收入。

第三,绅士群体内部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在19世纪的中国,依靠科举成绩获得官职,“几乎是获取巨额财产的唯一途径”;人数众多的中低层官员在总量上占有了大部分的在职官员收入。此外,绅士的社会身份对财富分配的影响要比官职更为重要,中国绅士在地方事务中的经济地位也与科举功名紧密相关。

第四,中国绅士通过“炫耀性的善举”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绅士将相当一部分收入用于地方或宗族的公共事业建设,对地方经济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符合自身的最大利益。这种收入再分配的经济效果受制于可持续性: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有半数以上的“新进”绅士无法承担传统社会职责,他们对公共工程筹款、施行教化以及赈济贫困的参与度明显下降,对私人投资的兴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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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收入理论的开拓性实证

1. 19世纪中国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案

以一己之力核算19世纪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张仲礼经过了长期的理论准备。他曾专程拜访了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详细阐述了研究设想;库氏则解释了国民收入的数据模型,给予积极的“支持、指点、激励和认可”。后来,张仲礼基本沿用了库兹涅茨对“国民生产总值”等基本概念的理解。

方法上,张仲礼借鉴了库兹涅茨的增值法,以揭示各行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19世纪的中国没有现代化的政府服务与国家公共服务:一方面,政府职务的收入对清代绅士的收入贡献很少;另一方面,官僚体制默许官员通过大量社会公共服务获取较多的额外收入。根据这一制度特点,张仲礼将19世纪中国社会的经济部门划分为11类(尤其指出“绅士服务”是中华帝国特有的情况),并家庭仆佣、宗教服务、幕僚工作等服务种类列入统计,完善了核算框架。

张仲礼先生的估算结果有助于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非农业经济的地位与作用。在19世纪80年代每年平均约28亿两白银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60%来自农业。这反映处农业以外相当普遍的其他国民收入来源。此外,在现代制造业、运输业和金融机构尚未发展的条件下,传统社会的商业和公共服务的产值占比高达31.3%。

2. 19世纪中国的收入结构与历史困局

绅士阶层社会服务的产值比重并未能改变19世纪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总体破产的趋势。若将张仲礼先生的国民收入核算与绅士研究结合起来,不难得出一些与后继学者暗合的结论:作为高收入的特权阶层,中国绅士整体上不具备改变传统经济结构的能力和动力。

首先,绅士群体垄断形成的高收入并不能有效形成积累。大量额外收入的重复计算,压缩了公共服务的净产值,使更少数的上层绅士才有足够的收入留存。这些收入积累对经济的刺激主要体现在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需求,未必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人口结构与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受到传统政治制度的维护,阻抑了社会人口流动(包括绅士自身在内)和资金积累,生产资料(资金、劳动力)从而难以进入新的经济部门。

再者,绅士编撰的历史文献可能放大了他们创造社会福利的热情,而特权阶层人口膨胀的事实极大增加了平民的负担,进一步降低地方公共服务的回报。

总之,张仲礼指出“那些和经理资本积累项目有关的服务”才是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而绅士阶层的存在对当时资本积累的抑制是制度性的。

3. 19世纪中国的“可支配收入”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提出了著名的“倒U曲线”,而当时中国的国民收入研究还很少涉及收入差距问题。只有张仲礼在西方国民收入账户理论之外,通过统计研究探讨了19世纪中国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中国绅士的收入》至今仍是系统了解19世纪中国收入差距的首选参考。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收入差距,张仲礼引入“可支配收入”概念,将收入扣除税收为主的数额。由于绅士拥有土地面积比重实际只有25%左右,普通百姓的税率又高于绅士,两者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大约为17.7:1。张仲礼进而得出一个粗略的推论:19世纪中国绅士在“经济收入”中约占30%,与库兹涅茨计算的5%的美国高收入人口的收入占比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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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滨下武志评价张仲礼先生关于19世纪中国国民收入的量化研究具有“划时代”的启发意义。这一研究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做出了深刻启示,同时对相关经济学理论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第一,他从中国经济自身的历史特征出发,提出新的研究议题。张仲礼先生开创性地对中国绅士的政治、经济地位做出了明确的量化说明,并揭示了其制度来源。他敏锐识别出中国绅士的经济地位对研究传统中国国民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重要意义,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

第二,他树立了借鉴西方社会科学前沿、开拓中国理论研究的经典范例。张仲礼结合制度史与社会史的方法,提出了更适合理解19世纪中国国民收入的修正性框架,提供了可检验的估算结果。这既是对经验主义统计学从历史事实出发的方法论发扬,也是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发展、开拓本土经济学理论的先驱。

第三,张仲礼先生的这项研究经历了六十多年的时间考验,依然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评价。其意义不止于对经济历史数据的考证与推算,还留给中国学界后继者极大的思考空间。其中,精英阶层收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国民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政治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变化的关系等等,都是经济史研究值得深入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