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严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侯伶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毛源远，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发表于《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9期
01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然而一系列城市问题也随之产生，其中引发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便是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空气质量问题。根据2021 年5 月的《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报告》，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3%，长三角地区的空气质量仍与其他空气优良地区有一定的差距。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经济活动最为频繁的区域之一，生产、运输等各类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其空气质量，达到优良空气质量的机率便由此减小。再者，长三角地区的城镇化率相对其他地区更高，这意味着巨大的城市规模和密集的人口分布，城市生活以及交通造成的垃圾污染、尾气排放等问题更为严重，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更大。在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口和经济双重集聚的背景下，要实现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就要求我们对三者的互动关系进行思考，探求三者之间的影响机制，这不仅可以为治理空气污染提供依据，还可以为新时期经济增长和新型城镇化提供参考。
02 理论基础与实证分析
（一）经济增长与空气污染
关于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关系，Grossman and Krueger(1992)发现在国民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二氧化硫和 “烟雾”浓度随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但在收入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两者浓度随人均GDP的增长而减少。这种现象跟Kuznets（1955）提出的收入差距和人均GDP之间的“倒U型”关系相似，因此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曲线关系也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
（二）城镇化与空气污染
多年以来，研究者们对城镇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探讨不曾止步。Parikh等（1995）利用 83个发展中国家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城镇化提高会带来碳排放的增加。Martinez-Zarzoso（2011）认为城镇化与碳排放之间符合“倒U型”的EKC曲线关系。Tyler（2011）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美国县级数据，分析了城市发展和环境之间关系之后发现，制造业劳动力密度和碳排放之间显著正相关，人口是碳排放总量的一个单位弹性决定因素，而经济发展是环境退化的决定因素。我国的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学者们对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同发展非常关注。
本文利用长三角城市41个城市2001-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PM2.5浓度作为反应空气污染的指标，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首先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考察空气污染的空间自相关规律，然后引入4种空间权重矩阵，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综合探讨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检验长三角城市群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再将各因素的效应进行分解分析，以期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空气污染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03 主要结论
（1）长三角城市群的空气污染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逐年来越发显著。其中，“高高集聚”主要出现在研究区域的北部，包括江苏宿迁市和安徽的淮南市等；“低低集聚”出现在浙江省除嘉兴市和湖州市以外的地区。
（2）经济增长与空气污染并不存在“倒U型”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而是呈显著的“正U型”空间关系，其间接效应也是呈“正U型”。
（3）城镇化水平与空气污染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空气质量将出现先改善后恶化。根据2018年的数据，跨过拐点的城市有九个，主要包括上海、苏州等快速发展的大型城市，而其余城市仍在享受城镇化水平提高带来的环境福利。
（4）外商直接投资、第二产业比重、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和能源强度对空气质量有着消极影响；科技事业投入可以有效改善空气质量。
空气污染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因此空气污染的治理需要城市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建立一体化的污染防治机制以及信息共享平台，协同发力改善环境质量，对粗放式经济进行改革，加大科技投入以促进新型能源开发利用；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合理规划城市道路以及绿化区域，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促进经济绿色化、可持续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