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余开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发表：《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5期
内容提要：中西方经济“大分流”前夕的中国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是学术界一直争论的问题，本文采用定量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国内长途贸易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清代中期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施坚雅则认为中国的各大区市场是相互独立的。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研究者们对于判定统一的国内市场的标准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同时缺乏建立在经验数据基础上的定量检验。清代留下了时空覆盖范围系统完整的粮价数据，本文即利用清代粮价数据构建一套对区域市场整合程度进行度量的评价指标，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对以上争论进行检验。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各个大区市场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和不同步性模式与施坚雅的研究结果相仿，本文从实证检验的角度支持施坚雅的大区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市场整合还是分割？
市场整合是近年来经济史学界颇为关注的问题。市场整合代表市场的发育水平，良好的市场整合状况能够促进经济的分工水平和专业化水平，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最终促进经济增长。清代中期的中国是否存在整合的国内市场，或者说清代中期的中国是否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
施坚雅（William G. Skinner）对中国的城乡市场体系和区域城市体系进行了深具影响的研究之后，提出了著名的大区理论（macroregion）。该理论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认为各个大区在其内部形成了一套自成一体的市场体系，并相应地在各个大区内发展出一套独立的区域性城市体系，但并未形成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城市体系。大区与大区之间由于存在自然阻隔和交通障碍，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松散，各个大区的发展周期也是不同步的，大区之间是一种准独立（quasi-autonomous）的关系。
施坚雅的大区理论提出后，其关于大区独立性的观点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实证研究的检验。此外，施坚雅的大区理论还受到研究中国传统市场的经济史学者的间接挑战。他们通过研究清代前、中期国内贸易的路径、规模和商人组织及其活动等经济史现象，勾画了清代中期国内繁荣的贸易图景，尤其是与此前的历史时期相比，清代中期的长途贸易无论是交易规模还是贸易的空间范围，均有很大的扩展。
与以往研究者的思路不同，本文认为市场是否统一、是否整合，应该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答案的问题，其答案不应该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结论。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存在”或“不存在”整合的市场，而是在多大程度上市场是整合的，应该把这一问题转变成一个可测度的、具有可比性的问题。本文通过经验数据构建出一套评价指标来测度市场的整合程度，并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中多种时空尺度的市场整合程度进行比较，从而对清代中国的市场整合问题有一个更为详细深入的认识。
二、研究数据与方法
本文采用相对价格法对清代粮价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738年至1820年，空间范围则包括南方的12个省和北方的5个省。粮价数据采用以府为基本单元的月度数据，在粮食品种的选取上，南方以米价为主，北方以麦价为主。
相对价格法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一价定律”和“冰川成本”模型，具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其以两地间相对价格的变动作为衡量两地之间市场整合的标准，更加突出了价格机制在市场整合中发挥的核心调节作用的思想；第二，相对价格法放宽了市场整合的限定条件，只要两地之间的相对价格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不论其商品价格变动的幅度和方向的变化，都可以视作市场整合的表现；第三，相对价格法可以对每个时间节点上的市场整合程度进行测度，能够观察市场整合程度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有利于对历史时期市场整合的进程进行长时段的比较研究。
三、基本结论
本文认为，清代中国是否存在整合的国内市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结论，在没有参照标准的前提下，无法得出清代中国“存在(或不存在)一个全国统一市场”的判断。因此，本文通过相对价格法分析粮价数据，对市场整合程度进行定量的测度，并在具体的时空尺度下对市场整合程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市场整合的程度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下存在较大的差异。
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市场整合程度在18世纪中期和后期要高于19世纪前期，南方市场和北方市场的整合程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同时，各个区域市场之间的整合程度差异性较大：岭南、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地区的整合程度最高，且长期保持稳定；长江中游和西北地区整合程度次之，18世纪后期开始持续性地降低；长江上游、云贵和华北地区最差，18世纪后期降低明显且波动较大。
前人研究整合市场问题，主要从跨区域长途贸易的规模和两地间商品价格变动的同步性两种思路来进行研究。因而对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定义，主要是以进行长途贸易的两地之间的贸易规模和商品价格变动的同步性为标准。按照这一思路，对长途贸易的研究已表明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和贸易水平达到较高水平，会得出18世纪的中国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的结论。然而，这一研究思路所关注的仅仅是少数几个进行长途贸易的中心市场，而对于各个区域内部的中心市场与其广大腹地市场之间的整合性则欠缺考察，如果区域内部的市场整合并未达到较高水平，而只有长途贸易市场达到发达的程度，则这种市场整合并不是市场整合的全貌，全国层面的跨区域市场整合仍然会受到区域性的市场分割的限制。
从本文的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18—19世纪中国的区域市场整合程度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以往的研究在讨论清代中国是否存在统一的国内市场问题时，多倾向于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即使注意到区域的差异性，也仅仅是较为笼统地将中国划分为南方市场和北方市场两个部分。施坚雅认为：“对整个中国一体化的历史认识，不能超越各区域的多样化，或抹煞各区域体系的总特点，相反，一个整体性的文明史建立在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明确而非偶然的历史的有机组合基础之上”，以及“历史的分析与区域的分析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讨论清代中国国内市场是否统一的问题，必须注意到中国地域广大和区域多样性的特色，笼统地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坚雅虽然没有直接讨论是否存在统一的全国性市场体系的问题，但实际上正如在讨论城市化时不能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一样，研究市场体系问题时，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讨论也是不能获得全面认识的。要更加完整地认识全国市场整合的问题，在关注跨区域贸易和市场整合的同时，也须注意到不同区域内部市场在整合程度及其演变趋势等方面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全国性市场的整合和区域性市场的分割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是同时并存的现象，这是我们观察清代中期市场整合演变时须加以注意的另一面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