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周婷，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沈开艳，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摘 要
本文主要基于2015-2020年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和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的跨国数据，研究（分领域）性别平等对营商环境（及其构成环节）的影响。研究发现，前者对后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营商环境越好的国家，促进作用越强。中国努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使其不断优化、持续向好。同时，中国始终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医疗健康、教育入学、就业创业、政治参与等方面全力推进性别平等，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为营商环境的优化作出了贡献。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社会经济受商业利益驱使和陈规陋习等因素影响，各领域性别平等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应全方位、多渠道保障女性合法权益，消除社会性别偏见；加大在跨境贸易、保护投资者权益、合同执行、获得贷款等方面对女性的支持力度；同时提升教育、经济、健康、政治等领域的性别平等程度；进一步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一、问题的提出
营商环境的优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一国营商环境的优劣是衡量该国发展吸引力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也是影响外资流入的关键因素。营商环境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并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场域。
近年来，我国党和政府不断提高对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视程度，强调其对于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2019年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标志着我国营商环境工作迈向制度化阶段。2020年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我国已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个经济体之一，当前排名已跃居全球第31位，表现出跨越式发展态势。
许多国际组织已注意到，性别平等对营商环境具有重要影响。2017年世界银行首次将性别因素纳入《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并指出性别平等是国际营商环境发展的重要内涵，也是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2010年联合国妇女署倡导各国创造充满活力的商业环境，为各方参与者、合作者、贡献者提供广阔空间，向所有男性和女性敞开机会大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也特别指出优化女性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并敦促各国促进女性获得在融资贷款、合同执行、市场竞争等方面的平等机会。麦肯锡（2016）研究表明，性别平等给国家和地区带来可观的经济红利，女性正成为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各类政策，加速推进性别平等，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本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水平。
性别平等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衡量尺度，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已被写入我国宪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应实现妇女事业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建国以来，我国充分利用政府资源，积极调动社会力量，从政治制度、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等全方位着手，在健康、教育、就业创业、政治等各领域努力推进性别平等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由于受传统陈规陋习、商业利益驱使等不利因素影响，我国性别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利用跨国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探讨性别平等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我国从性别平等角度改善营商环境提供一定思路，进而为各级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二、创新之处
第一，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研究性别平等对营商环境某个构成环节的影响，较少文献考察性别平等对整体营商环境的影响。许多国外文献分别对性别平等如何影响企业开办、获得信贷、投资者保护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但较少将整体营商环境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各国营商环境得分数据，对此进行研究，具有一定创新意义。
第二，大部分相关文献利用某国或地区数据进行研究，较少利用全球各国数据进行跨国分析。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国情差异较大，将研究视角局限于某国或地区难以全面反映全球性规律。本文利用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公布的跨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增强了结论的普适性，具有一定创新性。
第三，本文在全样本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分位数回归的异质性检验，对不同营商环境水平国家的影响作用进行了比较分析，还从影响机制的角度比较研究了各领域性别平等对营商环境的影响，以及性别平等对于营商环境十大构成环节的影响，因而丰富了研究结论，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可为政府提供更精准可靠的政策建议。
三、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定
根据本文研究假说，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DB=
+
GP+
Ctrl+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营商环境水平（DB）；核心解释变量为性别平等程度（GP）；控制变量（Ctrl）包括人均GDP的对数（lnPGDP）、人口总数的对数（lnPop）、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Industry）、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IEP）、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FDI）、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总量（Internet）、国家通电率（IE）、燃料、矿石和金属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FOME）、国家腐败控制水平（Corrup）等。
（二）数据选取与来源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自2015-202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世界发展指标数据”、“世界治理指数”，以及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这些数据按国家和年份进行匹配合并，得到2014-2019年137个国家数据样本。
四、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基准模型分析、异质性检验以及机制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性别平等程度的提高对营商环境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控制了人均GDP（取对数）、人口总数（取对数）、工业增加值占比、进出口总额占比、国家通电率、国家腐败控制水平等变量的情形下，研究显示，性别平等对营商环境的边际效应是37.423，且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前者对后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二，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性别平等对其正向促进作用具有加速效应。本文选择分位点10%、25%、50%、75%和90%进行分位数回归，研究结果显示，在这5个分位点上，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性别平等对营商环境的影响作用均显著为正，且回归系数分别为29.777、34.299、29.703、41.476、42.382。可见，性别平等对营商环境的正向作用随营商环境的提升呈整体上升趋势。即在营商环境更好的国家，性别平等程度的提高对营商环境的促进作用更大。
第三，性别平等对营商环境部分构成环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表明，性别平等对以下七个环节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办理破产、跨境贸易、执行合同、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其回归系数分别为85.038、49.886、23.867、14.599、57.805、109.731、34.263。
第四，不同领域性别平等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具有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教育和经济方面的性别平等在p<0.01的水平上对营商环境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尽管从实证结果来看，政治领域性别平等与营商环境之间呈负向关系，但通过进一步分析，这可能由部分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政治领域和营商环境表现反差所致；健康领域性别平等与营商环境之间关系并不显著，可能与样本国家性别健康发展趋同态势有关。
五、政策启示
第1，通过大力提升性别平等程度促进营商环境的优化。各级政府应运用舆论宣传、经济奖惩、行政干预和法律制裁等综合手段，有效保护女性合法权益。坚持宣传提倡和依法惩处相结合，强化社会成员的性别平等观念，进一步营造尊重女性的社会风气，使其真正内化为所有公民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同时加强法律法规的落实与执行，破除妨碍女性全面发展的陈规陋习，逐步消除性别偏见。
第2，进一步加大我国整体营商环境优化力度。我们应坚持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不放松，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实现性别平等的加速促进效应。各级政府应加大相关政策的执行力度，努力使政务服务更加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不断对标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第3，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改善营商环境各环节中的性别平等。建议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进一步提升我国营商环境建设中的性别平等程度：促进女性获得更多跨境资源、市场和贸易机会；加大对企业信息公开透明度的监管，完善企业纠纷调解机制，加强对女性投资者保护力度；确保各项相关政策得以落实，使女性主导的企业在合同执行环节不被歧视；继续加大对女性创业者的贷款担保和贴息支持力度，鼓励各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开设专门女性贷款窗口。
第4，促进教育、经济、政治、健康各领域的性别平等。应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各项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全面推进各领域性别平等：实施贫困女童专项扶助政策，保障学龄女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严惩就业性别歧视行为，促进女性平等享有就业权；提高妇女参政议政比例，增强其参与政治活动能力及决策管理水平；促进孕产妇保健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提升女性健康水平，严厉打击人为选择胎儿性别行为，促进出生性别比趋向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