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贺水金，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于《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12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21第2期全文转载。
内容提要：中国工业化是在外国产品、外资企业进入后才起步的，由此不可否认在中国工业化初期FDI对中资企业的创办、经营等，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既包括了FDI在投资国形成的示范效应、“培训效应”；也包括了中资企业积极主动地模仿、学习以及创新的各种活动,即模仿学习效应与竞争效应。与漂洋过海相比，在国内向外资企业学习，由于没有地域隔阂、语言障碍，学习方便，成本低廉；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后，为了适合中国国情，一般都有一个中国化的改造过程，较之照搬外国模式，适用性更强、见效更快。
关键词：近代中国 工业化 FDI 溢出效应
一、FDI对中资新兴产业投资选择取向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
无论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李约瑟之谜”、“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中国农业“过密化”，还是中国学术界长期进行讨论的热门议题：“为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茁壮成长为资本主义？”中外学者表达的一致性意见是：如果缺乏外力冲击，中国无法自主走出中世纪，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古代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社会资本投资首选是购田置地，其次是高利贷放。步入近代后，如何改变人们的投资偏好，将社会储蓄引向现代经济部门？哪些行业值得投资或具有比传统投资方式更高的资本回报率？在开放口岸，随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陆续设立及其赚钱效应的形成，中国人开始追随外资企业的脚步，投资于新式工业、交通运输、公用事业、银行等行业。从近代上海新兴行业中外资企业创办时间序列来看，FDI起了明显的先导性、示范性作用。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M]，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通过详察上海25个新兴行业创办时间序列，发现外资企业与中资企业之间存在很强的传承关系。在这25个新兴行业中，中资企业的创办普遍晚于外资企业，尤以银行业为甚，二者相距竟达半个世纪。这一事实说明外资企业对中资企业的兴办具有很大的诱导和示范效应。唯一的例外是棉纺业和造纸业，中资企业先于外资企业而成立，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是由于甲午战争前中国政府严格限制外资在这两个领域的投资活动，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视外国商品对中资企业的影响。棉织品、印刷纸很早就已大量进口来华，对这类产品中国市场已有相当的认同感，特别是棉纺业，早在19世纪50年代外资已有设厂企图，李鸿章倡设棉纺厂、造纸厂，用意即是为了杜塞漏卮。外资企业的创办及经营成功，为中资企业投资产品、产业，提供了选择的方向和直接借鉴的经验；外资产品市场导入的成功，也为中资企业相关产品顺利推向市场奠定了基础。当然，于外资企业而言，这方面的示范效应是被动的、客观上的，但对于中资企业来说，这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模仿、学习乃至创新的过程。
二、外资企业积极主动地顺应中国工业化发展趋势
除了客观方面的示范效应，外资企业由于自身的利益关系还与中资企业主动合作，特别是有些外资企业因能积极顺应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趋势，在帮助中国民族资本成功创办企业的过程中自己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其中最典型的当推慎昌洋行。1902年它从一张写字台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已发展成为一家设总公司于上海、分支机构几乎遍布全中国、并在伦敦和纽约各设事务所的大公司，资本规模急速扩张为500万美元，拥有外籍员工100余人、中国雇员1100余人。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正确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确立的目标市场十分契合中国市场需求，因此业务蒸蒸日上。
慎昌洋行是后来者，初创时资力十分薄弱，因而选择了当时老牌洋行较少涉足的领域，专售工业机器。1907年，慎昌洋行预测中国工业将会出现大发展，对于外国机器的需要必将逐年增加，于是倾全力经营，针对其他洋行在机器销售上存在的薄弱环节及中国工业化早期的特点，提出 “协助中国发展实业”的口号，并配备从设计、建厂、购机、安装、调试到机器修理一整套较完善的服务措施，以出售全方位的服务和导入工业化知识来推动产品销售，提高市场竞争力。
慎昌洋行独特而创新的销售方式，既造就了它自身的成功，也对近代中国中资企业的成功创办发挥了相当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而其与销售机器相配套的专业技术服务、新颖直观的机器陈列和详细的产品性能演示，促成中国吸收合意技术，形成熊彼特创新，提高了中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充当了西方新技术转移的有效载体。
三、FDI为中资企业“培训”了人才
检阅史料，发现中资企业创办人员中有外资企业工作经历者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从1936年以前上海238家工厂主要创办人出身调查来看，有外资企业工作经历者（买办、洋行职员、技术人员、学徒等）创办的工厂达81家，占1/3强；官僚或退职官僚创办的工厂24家；商人或工厂主出身者69家；华侨创办的企业16家。另一个现象是有外资企业工作经历的人所从事的实业活动，往往与他们曾工作过的外资企业的主营业务几近相同。
从中国实情来看，FDI“关联效应”的影响也不可小觑。一部分中国工业企业的创办人，虽然无直接的外资企业工作经历，但是他们往往与外资企业业务往来频繁，他们的实业活动常常表现为由先前商贸服务向工业自来延伸。与外资企业有较多业务往来，特别是建立起前、后向关联关系，使中资企业有机会能直接获得国外技术转移或FDI技术溢出效应。如大隆机器厂，从1909起，长期独家承揽上海日资内外棉各厂纺织机器的修配业务。而为英资恒丰洋行代制传动装置，更对大隆机器厂生产技术积累和业务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恒丰洋行是专营进口机器订购和销售的外资企业，为了节省运费，提高机器销售的利润率，将中国进口主要设备面粉机、纺织机的传动装置，承包给大隆机器厂代制，进行“贴牌生产”。为了达到与进口设备同等的技术参数，恒丰洋行向大隆机器厂提供制造传动装置的设计图纸和技术指导，大隆机器厂不仅获得了大额稳定业务，而且无意中直接接受了FDI（国外最新设备制造）核心技术的转移，企业技术水平由此快速提升，这是大隆机器厂能够最先完成整套纺织机器制造的一个重要原因。大隆机器厂的技术创新路径和技术突破能力，可归结为FDI在行业间进行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
创办企业离不开两大要素：资本、人才。有外资企业工作经历特别是当买办，时运际会使他们成为近代中国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积累了相当的财富；而外资企业工作期间“干中学”，又使他们最先具有近代投资理念、最早拥有近代经营管理才能，因而早期中国的实业界有他们十分活跃的身影。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金融业已有相当发育，中资企业的筹融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尤其是当国内外培养的一大批拥有专门知识的近代科技、经营管理人才大量投身实业界后，有外资企业工作经历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因此从20年代中期开始有外资企业工作经历者创办或主持的企业数量日趋减少，而由“海归派”或国内高等院校毕业生创办的企业数量则明显增多。
除了客观上为中国培养近代化初期经营管理人才外，外资企业的科技、管理人才还外溢，加盟中资企业，形成中国近代化早期人才匮乏时期特殊的人才补给机制和渠道。这是典型的FDI行业内技术转移和人才外溢。
四、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是中资企业争相效法的模式
对于工业化起步较迟的国家来说，在工业化初期，由于自己既无经验，又缺乏人才，因此模仿是不可避免的，而模仿办在自己家门口的外资企业则不失为一条便捷、有效的途径。进入20世纪后，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许多中资企业更在经营管理方面向外资企业看齐，在市场上一方面纷纷效法外资企业运用各类广告宣传手段，大做广告，扩大企业影响，提高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改变中国传统的或行商或坐贾的方式，在全国大中城市广设网点，加强营销力度。在企业内部，则大力采用外资企业先进的管理制度，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改善企业内部素质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实力。在这方面率先垂范的是归国留学生和华侨投资创办的企业，如德大、厚生纱厂，完全由留学生穆藕初根据当时美国最新的泰罗经济管理方法创办和运作；又如华侨资本郭氏家族创设的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从一开始就运用全新的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和经营方式，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居上，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棉纺织企业之一。其他企业也竞相效尤，纷纷革除落后的工头制，代之于国际通行的厂长、工程师负责制，采用新式财会薄记法，引入成本核算，实行定额管理等等，大刀阔斧地实行企业管理制度改革，革故鼎新，其中比较典型的企业有申新纱厂、美亚织绸厂、无锡庆丰纺织厂、丽新纺织印染厂等。由于导入了全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经营理念，模仿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叠加，中资企业的经营状况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有的继续保持行业竞争优势；有的脱胎换骨，一跃成为行业骄子。
综观近代中国新兴行业企业，大多由外资企业始创于上海，中资企业效仿于后，进而向全国扩散，形成上海学外企，外地学上海独特的学习、辐射、传承链条。与漂洋过海相比，在国内向外资企业学习，由于没有地域隔阂、语言障碍，学习方便，成本低廉；外资进入中国后，为了适合中国国情，一般都有一个中国化的改造过程，较之照搬外国模式，适用性更强、见效更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