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谢超，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宏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全文原载于《政治经济学报》（CSSCI来源集刊）2022年第1期。
摘 要 文章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资本逻辑的视角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景下“过度娱乐”的形成过程、形成原因及其影响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70年代后娱乐业兴起的深层原因在于“后福特主义”的形成。而资本诱使消费者“过度娱乐”，是通过建构适宜于娱乐业资本积累的“制度环境”，以及强化娱乐产品的“易成瘾性”这两大手段实现的。而且，“过度娱乐”与娱乐业的过度发展会对生产与分配造成消极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驾驭娱乐业背后的资本逻辑，以尽可能实现“适度娱乐”。
关键词 过度娱乐 娱乐业 政治经济学 资本逻辑
一、“过度娱乐”、娱乐业的过度发展及其历史形成过程
文章以持续的时间长度为标准，为娱乐活动规定一个合理边界。这一合理边界的判断标准，正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根本追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合理边界之内的娱乐可以称为“适度娱乐”。但当娱乐活动超越这一合理边界之后，就会走向“过度娱乐”。当“过度娱乐”普遍出现，也意味着娱乐业处于“过度发展”的状态。
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劳动者既没有足够的收入消费娱乐产品，也几乎没有可供娱乐的闲暇时间。（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2014）二战结束后，劳动者的工作日长度和收入水平与战前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社会的消费需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基本的生存需要普遍得到满足，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其实，“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才是“过度娱乐”，从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娱乐业的过度发展的深层原因。笔者试图先从正统与非正统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中选择“偏好”与“客观利益”这两个方面加以评述，从而为分析“过度娱乐”问题提供一些必要的理论铺垫。
二、消费者行为的相关理论评述
就偏好而言，非正统经济学首先摒弃了偏好外生性的假设。行为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等人论证了偏好的内生性。（鲍尔斯、爱德华兹、罗斯福，2013：39-53）而且，偏好是不稳定性（可变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深刻地分析了偏好的决定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偏好在根本上是一种由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决定并塑造（建构）的心理现象。而在这种决定与塑造的过程中，社会意识形态发挥了重要的中介功能。（邓宏图，2009：68）
就“客观利益无涉”假设而言，正统经济学忽视了这样一种情形，即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选择反而造成了其客观利益损失（不利于其自由全面发展）的结果。文章将这种情况称为“主观效用与客观利益的不一致”。在包括非正统经济学在内的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传统中，“主客观不一致”的情形在不同性质的需求的分类问题中得到了很好地刻画。这种分类的思路可以追溯到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016：300-301）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提出了“真实的需要”与“虚假的需要”的界分。（赫伯特·马尔库塞，2016：7）根据马尔库塞的描述，可以合理地推断，“虚假的需要”也是造成“主客观不一致”的需要。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会尽可能地创造更多更新的“虚假的需要”，从而使“主客观不一致”成为“常态”。
三、“过度娱乐”的形成原因与消费者的“非理性”行为
（一）资本如何诱使消费者“过度娱乐”
1.建构适宜于娱乐业资本积累的“制度环境”
“过度娱乐”与娱乐业的过度发展有赖于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为基础的、适宜于娱乐业资本积累的“制度环境”。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作为主流社会文化的“新教伦理”与“清教精神”难以充当娱乐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上述情形在20世纪60年代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此之后，“享乐主义”在道德上获得了充足的正当性。
2.强化娱乐产品的“易成瘾性”
而娱乐产品与大多数普通消费品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具有“易成瘾”的独特性质。这种“易成瘾性”是指人们会不自觉地“过度娱乐”，即尽可能地花费所有的闲暇时间，甚至占用闲暇时间之外的正常的劳动与作息时间，来进行娱乐活动。只有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使得娱乐业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领域，资本才会有充足的动力强化娱乐产品的“易成瘾性”。
（二）消费者在“过度娱乐”中的“非理性”行为
在“过度娱乐”中，消费者囿于自身知识与能力的限制，往往意识不到“主客观不一致”的问题。然而，现实中更普遍的是另一种情况：消费者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主客观不一致”，但依然坚持这一选择。此时，消费者的行为已经是“非理性”的了。娱乐业资本无法容忍消费者普遍以其“理性”驾驭“欲望”的状态，而必然会尽可能地激发人的“欲望”，以战胜其“理性”，从而维持“过度娱乐”的状态与娱乐业资本的持续积累。
四、“过度娱乐”与娱乐业的过度发展影响生产和分配的初步理论探索
（一）“过度娱乐”对生产的影响
当然，“过度娱乐”对生产的影响，更深刻地体现于其对宏观层面的生产力进步的影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闲暇时间中才能实现。娱乐业资本会诱使人们将闲暇时间尽可能多地用于娱乐，从而挤压用于自由全面发展的时间。这样，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充分发展对生产力进步的反作用”就难以实现。所以，娱乐业越是过度发展，就越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娱乐业的过度发展对分配的影响
娱乐业的过度发展对分配的影响问题即作为整体的、过度发展的娱乐业参与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这里仅以“明星经济”为例，讨论娱乐公司与娱乐明星高收入的形成逻辑及其不合理性。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当娱乐业的发展保持在合理界限以内，娱乐业的收入（所分割的社会剩余价值份额）是合理的。然而，在娱乐业过度发展的情况下，娱乐业发展超过合理界限的部分，代表了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在“明星经济”中，这种“不合理性”体现在，在超过合理界限的那个部分上，娱乐公司与娱乐明星没有为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做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贡献，但他们却获得了与其贡献严重不匹配的高额收入，即占有了过多的社会剩余价值份额。与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过度发展的虚拟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相类似，娱乐公司与娱乐明星的高收入也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逆向转移。
五、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景下的“过度娱乐”问题的分析，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有很深刻的启示意义。近几年来，中国的娱乐业也出现了过度发展的苗头。只有从资本逻辑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度娱乐”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过度娱乐”问题难以得到根本地解决。相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可以通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驾驭资本逻辑。所以，如何尽可能地驾驭娱乐业发展背后的资本逻辑，以尽可能地实现“适度娱乐”，使娱乐业走向不妨碍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良性发展道路，就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品质：文化与传播》，《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6期。
邓宏图：《理性、偏好、意识形态与社会演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重庆：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
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劝说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