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正图，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
本文是作者在云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新时代期刊发展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并经作者修改发表在《学术问题》2022年第九期。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科学回答“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下简称“两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由此可见，“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成功经验的总结。2022年1月1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上进一步指出：“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下简称“四问”）。围绕“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中的时代现实，回答人民关切，就是回答“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因此，我们认为，学习六中全会的精神，科学回答新时代新征程中持续出现的“两问”或者“四问”，既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是期刊编辑义不容辞的任务。因为，只有科学回答“两问”或者“四问”，才能切实做到“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要求。
我首先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两问”或者“四问”？
刚才刘瑞教授讲得非常好，他首先回顾了经济学范式的“英美教条”和“苏联教条”，进而指出创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出的要求）就需要创建“中国教条”。进而，我主张，构建中国教条可能就是对“两问”或者“四问”科学回答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刚才张建刚研究员讲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问题，这是当下非常重要的问题，因而是当前“两问”或者“四问”之一。关于资本，《决议》指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了做到“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这个“要”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要”（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则，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中的第二个“要”，足见其重要性、现实性和紧迫性。不久前，《求是》第十期公开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五个要”。由上可见，“五个要”就是当前要科学回答的“两问”或者“四问”。时代在变、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人民的关切也随之而变，因此，“两问”或者“四问”也就会层出不穷。
总的来看，只有及时把握时代脉搏，才能明确把握不断涌现的“两问”或者“四问”，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及时做出有针对性地科学回答，使期刊编辑及时针对“两问”或者“四问”进行组稿。
第二，我们如何及时捕捉“两问”或者“四问”？
“两问”或者“四问”是新时代新征程过程上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的现实发展趋势中的种种现象，是人民在从事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时的关切。科学回答“两问”或者“四问”，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因此，如何及时捕捉“两问”或者“四问”，就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期刊编辑的基本功。既然如此，如何练好这个基本功？
我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及时捕捉“两问”或者“四问”。在回答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捕捉“两问”或者“四问”，既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也是期刊编辑的任务。我建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期刊编辑，都需要换位思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从期刊编辑的角度来考虑期刊关于“两问”或者“四问”的组稿问题，期刊编辑需要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角度来考虑如何科学回答“两问”或者“四问”时的科学探索和成果表达过程。
“两问”或者“四问”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期刊编辑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去做的基本功。期刊编辑在组稿时都会自始至终地捕捉“两问”或者“四问”，所以编辑对于及时探索“两问”或者“四问”的来稿，就会特别关注、及时编排；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及时捕捉“两问”或者“四问”，及时快速准确地进行科学探讨、科学论证、写成论文，就会得到及时快速地发表。
既然如此，我们如何去寻找、去捕捉“两问”或者“四问”？我认为有三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从身边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开始。譬如，身在上海，我们切身感受特别深的是上海疫情对经济社会活动和人民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对这次上海抗疫中发生的种种现象的观察和思考，一方面使我们透彻理解了当年武汉疫情和抗疫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也使我们针对上海疫情和抗疫中出现的问题深入思考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任务。譬如，抗疫治理预案的构建对于有效防控疫情的作用实在太大了。如果我们事先已经构建并且制定了针对可能出现的疫情发生及次生现象的种种预案，那么，针对这些因疫情而发生的种种情况就能够推出科学、可行、有效的解决方案，就会把疫情这种不可抗力造成的灾害和次生灾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所以，时时关注我们身边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是我们及时捕捉“两问”或者“四问”的重要途径之一。古人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个途径是从新闻报道中密切关注当今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的大事。互联网的发展已经使当今的信息传递实现了规模大、速度快、质量高的特点。我们几乎一秒钟就可以知道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发生的重大事情。譬如，俄乌冲突，表面上看，只是地缘政治不可调和的结果。但背后却突显了当今世界全球治理体系已经陷入困境，因此，俄乌冲突从本质上看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深陷大国博弈的漩涡之中。也表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的以美国、美军、美元为主体的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退化、异化和失灵，急需构建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还表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五个要”中第三个“要”（即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的重要性，涉及到对初级大宗商品（粮食和能源）的冲击、全球货币结算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观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两问”或者“四问”。
第三个途径我认为要始终密切第一时间关注中央出台的文件、重大事件，这些都是我们要回答的“两问”或者“四问”。最近党中央提出了针对新时代新征程中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系列新“两问”或者“四问”，比如，4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强调“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4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央出台的系列文件和重要活动中深刻反映了新时代新征程中的“两问”或者“四问”。
总之，科学回答“两问”或者“四问”需要我们时刻关注身边发生的事情、国内外发生的事情和中央出台的重要文件和重大活动。
第三，科学回答“两问”或者“四问”需要我们运用科学的分析工具。
刚才刘瑞教授提出的分析方法，我们也是切身感受。有的论文，没有思想、没有灵魂，不能回答“两问”或者“四问”，但结构特别规范（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分析工具特别先进，格式特别完善。我们认为，我们并不反对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范式，我们反对的是套用这种范式、不食人间烟火的论文。只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基础上吸收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中的有益成分，针对“两问”或者“四问”进行分析并且得出科学结论的文章，我们才予以采用。
总之，科学回答“两问”或者“四问”，重点是要立足于身在本地、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回答中国问题、世界问题、把握时代脉搏、关注人民需要，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所以，我觉得科学回答“两问”或者“四问”，是我们今天时代的主题，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和期刊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非常感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