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方书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发表于《上海经济研究》2022年第7期。
一、旧疑问的新回答
长期以来，对于近代中国工业化关键点的评判，无论是从发展分期，还是长时段估值或分时期考察的研究均存在纷争或疑惑之处，原因主要在于双方所讨论的时间、空间、逻辑并不对等，这是由于中国地理范围广大、近代时期时间跨度较长且属于后发追赶型国家之所致。本文拟建立跨时空分析序列，观察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渐变进程以及其中隐形或显性的突变点，从而更客观、准确地分析近代中国未完成的工业化进程的内在一致性与外在多样性。
二、近代中前期工业化的渐变和隐性突变
近代中国工业化是从部分开埠通商的口岸城市开始，这其中的典型与代表即为上海，近代上海工业经济增长大体上持续到孤岛时期。对此进行追踪与解析，可以观察到近代中国的局部地区——上海工业化的连续性与隐形的突变点。近代上海首先经历了一个从贸易中心转向生产中心的过程，利用新发掘的中国旧海关贸易统计数据，测算出近代上海贸易中心与工业中心易位的时段为1911-1920年，其中标志性的年份为1914年，从此上海的工业生产呈现加速的趋向。这是近代中国工业化渐变中的第一次隐形突变。近代中前期中国工业化整体上呈现出渐变的趋势，但在这一长期连续和渐变的进程中，实现了从进出口贸易到本地早期工业化的突变，并且不断推动着工业结构的升级，在自然演化的进程中孕育着隐形的突变。
三、近代中后期工业化的突变及其连续性
近代中前期中国工业化的二个特征中，除了在地域上分布基本集中于东部沿海口岸城市之外，在工业结构上则明显侧重于轻工业部门，这非常不利于应对日本的经济竞争和战争威胁。于是，南京国民政府回到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与战时经济体制，组建资源委员会，在1930-1940年代的备战与战时期间，在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模式下，大力采用国家资本与国营企业的形式，在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后方推动工业结构向重工业化的迅速转变。这一工业化模式经过局部调整，一直持续到战后接收与经济恢复时期，完成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阶段性突变。二战之后，“高速工业化”已经成为国民政府的新追求，翁文灏主持了未实践的战后中国工业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设想（1946-1950），比较平衡地考虑当时的工业基础与国情，也比较平衡地设定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部门的比重。
四、基本结论及其广泛性意义
在近代中国工业化历程中，从1862年开启的局部工业化到1940年代的全盘工业化方案设计之际，在一个或明或现的连续性渐变趋势上，存在三个可见的突变点（时段），分别对应着工业化历程的三个阶段。（1）1862-1927年，中国工业化所对标的时段为全球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以连续的自然演进为主，在渐变中实现第一次突变。（2）1928-1948年，中国工业化所对标的时段为全球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以后发国家的标准化模式为主，主动选择跨越式突变，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持续渐变。（3）1949年（及其后），中国工业化所对标的时段为全球工业化的第三阶段，以后发工业化国家追赶型的“大推进”模式为主，重新设计跨越式突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借鉴“大推进”工业化成功国家的经验，启动中国工业化又一次突变，最终实现了近代中国未完成的工业化和工业革命。
对标全球工业化演进的三个阶段及其表现，从空间和时间二个维度解析近代中国工业化，从广泛性意义上来看，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工业化历程的关键在于“变化”的方向和力度。在全球工业化三重浪潮的经验示范和国际竞争中，近代中国工业化能否及时有效地实现合适的渐变和突变，并形成具体可行的方案，有效地加入全球工业竞争并实现赶超，成为衡量近代中国工业化成效的一个新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