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指导思想下，市场机制与资本追逐利润功能得到积极性利用。必须注意到，资本经过长时间发展，产生了新的变化。它迥异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时空形式，也不同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引进的国外资本的时空形式。目前，全球资本逻辑具有新的时间与空间特征，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是其突出特征。我国的资本逻辑既具有全球资本的一般性，又具有我国的特殊性。现阶段，在我国加速城市化时代，城乡关系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前所未有。在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的条件下，在城市空间生产的背景下，我国城乡空间在不断互动与重组，城市与乡村已从“二元结构”走向“双重互构”：城市深刻影响着乡村，乡村又反作用于城市。为此，根据当前我国城乡关系的新情况，也根据城乡关系背后的制度成因与资本逻辑，我国需要在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管制、系统集成式制度创新以及城乡关系互动层次进行改革与提升，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构建新时代新型城乡关系，促进城乡经济平衡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具体地，为促进我国城乡经济平衡化与一体化发展，应当采取以下治理方略与政策措施。
一、以制度和有效竞争限制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
如果没有制度约束和竞争的催化，资本推动下的经济增长一般都是外延型增长。只有有效竞争的内在要求与制度规范的外在约束下的资本才不会过度空间化，才会投资在科技创新和社会民生领域，实现资本利益与集体利益相一致，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对于资本而言，出口与投资是相对于消费更为容易获得利润的领域，即资本空间化。在资本逻辑已经发展为空间资本化阶段的时候，空间已然是资本的重点关注领域。尽管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出口与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可以看到的是，资本空间化下的出口与投资以及空间资本化下的房地产业发展，相对于消费都具有较快的增长率。它们一起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走外延扩张型的轨道。外延型经济增长推动下的城市空间扩张会不断挤压农村空间，导致城乡产生新的对立关系。
在空间资本化条件下，城市空间生产超越工业品生产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从2003年开始，房地产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我国增长极为迅速的产业。当前，房地产业在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是带动城市建成区扩张的重要力量和支撑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产业。然而，也要防止房地产业与金融业联合推动下虚拟经济过度发展，防范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损害实体经济。近年来，以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为支点的产业发展成为城市空间扩张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城市空间挤压农村空间的动力，但也导致半城市化或虚假城市化问题的出现，成为“双重互构”条件下城乡之间的新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要充分应用制度约束和竞争作用，防范资本的外延型生产扩张，约束空间资本化，促进资本向科技创新与社会民生领域投资，促进经济向集约型与可持续发展方向发展。
二、构建区域化的城乡经济分工与协作体系
在加速城市化时代特别是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条件下，我国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正在走向“双重互构”。当前，我国城市空间生产和城市空间挤压农村空间，使得城乡空间互动处于相对低下的水平。这样的城乡互动关系，不仅不利于农村发展，也不利于城市能级提高，也促使虚假城市化与半城市化现象的产生。农村的空间受到挤压与侵入，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保存与扬弃；城市空间无序扩张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农村的传统要素反构城市空间，不利于我国城市化质量提高与城市化目标实现。
我国要构建新型城市关系，就要提高中心城市能级，发展城乡分工与协作关系，形成地方化与区域化的合作体系，以区域城市、都市圈与城市群建设促进城乡之间互动上升到新层次，推进城乡空间共享与空间正义。要形成合理化的产业体系，促进城乡分工与协作，建立城市区域合作体系，防止农村产业空心化与城市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要提升城市能级，提升城乡互动与关联层次，以区域城市促进城乡关系良性循环。新型城乡关系应是在更高水平的城市化，也是在更高的发展层次之上的互动与关联。
要提升城乡关系互构层次，提升两者之间互动与关联的性质、水平与能级，使得城市现代文明向乡村传播，促进城乡经济平衡。乡村振兴必定要与城市的发展紧密融合，在城市功能不断提升、产业不断升级、空间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实现乡村的全面发展。要利用好城市发展所释放的红利，加强城乡的要素流动和社会融合，依托城市的科技资源和人力资本来推动农业的现代化进程，精准定位提高农产品与乡村旅游产业的城市需求市场，实现城乡更高水平的一体化发展。而要做到这样的城乡互动关系，需要运用制度来约束资本的发展，利用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城乡经济差距扩大。
三、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
本来，城市化应当是人们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也是现代文明传播的过程。然而，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主导下城市化是单向度的。资本逻辑之下城市空间扩张过于注重利润与价值，忽略了使用价值与多样性，有损于城市化的初衷与目的。如果城市化不能以现代城市文明扬弃乡村传统文化、塑造乡村新文明，那么传统乡村就会反构城市空间。传统乡村要素渗透进城市又不能融入城市，必然出现半城市化甚至虚假城市化现象。
新型城乡关系应当是相辅共生、社会公平公正、空间共享与融合的总体社会关系。它既不是片面地将“城市式”现代化作为乡土社会的归宿，也不是单向的核心与边缘关系，更不是二元对立关系。它是以“人”而非资本作为城市化核心原则、城乡人民共同参与价值创造与社会生产的过程。城市与乡村应该相得益彰，既要发挥城市是文明载体与文化容器的作用，又要拥有人与自然直接接触的乡村场所。这样使得乡村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城市方便地获得乡村自然，从“非城非乡”到“亦城亦乡”，推进城乡空间共享与空间公平正义。要促进城乡关系互动从权力与资本逻辑主导转向以“人”为中心，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经济平衡化，促进城乡之间公平与正义。
四、形成系统集成式制度创新发展新型城乡关系
发挥制度隔离墙的作用，对资本的逐利本能做好引导工作，防范权力寻租，防止权力与资本直接结合寻利。要促进我国制度创新形成系统集成，促进政府不同部门形成纵横联动的监管体系，既要实现放开和防止僵化，又要实现监管。不同的监管部门要形成协作关系，不同领域的制度改革要形成配套关系，以加强对资本的监管与规范。如果资本投资领域不符合我国国民集体利益，要进行规范与引导，通过制度监管体系，促进资本更多地投入到科技创新与社会民生领域，减少空间投机。通过积极制度创新的系统集成，发展新型城乡关系。
（一）促进我国财税制度合理化。要平衡好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由于我国财税制度在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存在不对称问题，地方政府在入不敷出的条件下，通过转变土地性质并发展房地产的方法来缓解地方财政紧张的局面。这个方法往往使得城市空间不断蔓延，而农村特别是农作物播种面积不断缩减，城市不断挤压农村空间，也使得城乡关系趋于紧张。因此，要促进我国财税制度合理化，使得税收在地方与中央之间实现合理分配，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比重，促进地方政府把更多的财政收入投入到解决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上来，从而缩小城乡经济差距。
（二）改革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相对于资本，劳动力处于相对不利地位。要充分运用制度的力量保障工人的权利，特别是保护流动人口的相关权利，保障工人的最低工资。当前，要实现不同形式的社会保障形式互通互保，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程度，切实解决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社会保障问题，如他们的子女教育、就业机会、劳动安全和疾病医疗问题，切实解决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力量不对称问题。要促进农民就业，提高农民就业率，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利。
（三）改革我国城市治理制度。促进常住人口融入就业城市的社会治理过程，使得常住人口能真正成为城市的公民与市民，从而使得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能真正地融入城市，减少流动人口在身份所在城市与就业城市之间不必要的流动，避免人为的社会割裂，不断降低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城乡良性互动的层次与能级。
总之，我国城乡经济不平衡问题有着资本逻辑的成因。要充分认识资本逻辑的发展阶段、特征及其作用形式，充分认识到资本在当前具有新的时间与空间形式，要利用制度作用发挥资本逻辑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应当用制度抑制资本的无序逐利性，规范资本投资方向，防范资本过度投机，防止空间过度资本化，减少资本过度投入到土地和房地产领域，避免资本过度投机房地产造成城市空间挤压农村空间。特别是要防止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相互结合。要促进资本更多地投入到科技农业，不断创立品牌农业，发展智慧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的附加值。要吸引资本到农业科技领域，深度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经济密度，促进资源要素高效率配置，健全并丰富乡村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构建体现城乡融合、智慧生态、自然亲和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要防止资本以空间作为谋取利润的主要媒介，引导资本更多地投入科技创新与社会民生领域，推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城乡分工与协作，不断缩小城乡经济差距，提高城乡经济平衡性，促进城乡之间的公平与正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02-09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双重互构逻辑下中国城乡关系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项目号：21BJL05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