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变革客观规律就是对立统一规律，而其具体表现就是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来看，把握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中创造性理论建树和领导艺术，是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升华和具体运用，是党在每一发展阶段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实践中，自觉谙熟地掌握它，进而时时争取到了和掌握着对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领导主动权，是客观辩证法见之于主观辩证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党领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唯物辩证法。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必须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的新特征、新趋势，自觉遵循。
【关键词】社会基本矛盾 主要矛盾 矛盾的主要方面 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
作者简介：李正图(1963-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上海 200020)。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2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奋斗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演进过程中，科学揭示和掌握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是持续不断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本途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科学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极其丰富的伟大实践中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且实现了三次新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三次飞跃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现实基础和理论渊源，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了深刻阐述：“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同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丰富实践联系起来。”因此，只有自觉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主动把党的理论创新与党的历史、党的实践结合起来，学懂弄通，才能真正实现理论创新，才能真正实践“四个伟大”。
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不难发现，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结合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深刻揭示了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深刻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进而制定符合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任务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此同时，形成了与不同发展阶段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学习党史中“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2022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进而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什么时候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否则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受挫折。”依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过程中始终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历史经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上述指示精神，就必须借鉴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过程中始终遵循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的历史经验，科学揭示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深刻把握我国新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进而制定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的百年奋斗实践证明，对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是我们党制定正确战略策略的理论基础。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在新时代“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在学习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过程中，需要系统领会这一科学理论，进而深化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的学说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毛泽东首创了矛盾学说，把唯物辩证法提升到崭新的高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了精辟总结：“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毛泽东矛盾学说是对历史运动规律中矛盾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总结，因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社会主要矛盾是整个社会矛盾体系中的关键矛盾。社会发展阶段性转换过程中总是充满着各种矛盾，这些矛盾（其中包括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不断转换，进而推动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转换，其中，社会基本矛盾的转换起着定海神针作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起着关键和枢纽作用，其他社会矛盾的转换受到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制约和影响；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转换规律支配着其他矛盾转换规律，决定整个社会发展趋势，是社会发展路线、方针和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由于社会基本矛盾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决定社会形态的嬗变，因此，在同一社会形态内部总是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驱使着社会形态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结构变迁。因此，本文主要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矛盾学说的创立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过程中对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的揭示和运用。
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本学说，这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分析中来领会。自从资本主义来到世间，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呈现着阶段性，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其中包括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也持续不断转换，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正是要持续推进这些矛盾的转换从而消灭资本主义和创建共产主义。
19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总趋势，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并把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也预测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一发现已经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所证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这一必然规律必须结合各个国家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才能加以运用、才能变成社会现实。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虽然发生了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社会实践，但还没有发生类似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因此，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究竟如何不平衡发展、阶段性转换，还有待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找到科学解决方案。所以，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但还不可能提出与后来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实践相结合的更高水平的科学理论（其中包括矛盾学说），进而运用这些科学理论解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等复杂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
列宁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付诸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虽然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仅仅活了六年多，但已经接触到比较复杂的社会矛盾转换过程及其规律。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时期，他提出要着力抓住带动整个链条的特殊环节，纲举目张，全面推进当时俄国经济快速转好。遗憾的是，列宁因为过早去世，他虽然进行了尝试性伟大实践，但没有来得及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的学说提高到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高度加以阐述并且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继承了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组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苏联迅速工业化巨大成就，使苏联崛起成为当时的世界大国、强国。然而，在理论上，斯大林并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也不承认促进主要矛盾转换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没有能够继承和发扬列宁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以致后来出现苏联共产党在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体制上转向僵化的偏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百年实践，比之经典作家设想的在西欧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路径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实践，要复杂得多、曲折得多。在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社会革命中敌、友、我阵线多次转换，革命也经历了几次大的反复，致使革命道路十分曲折艰难，呈现出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纵横交错。正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纵横交错的社会矛盾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深刻洞悉了当时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在敌强我弱的阶级关系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复杂多变的革命战争形势中，运用、升华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又从国内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换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且上升到理论高度，拓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矛盾学说，重点阐述了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及其中的客观规律和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写出了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在理论上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提升到社会矛盾理论高度，指出“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他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内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向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的转换，作为历史背景，系统分析了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转换规律，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从这时开始，形成了在革命事业中各个发展阶段判析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的指导思想和系统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创新，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进而也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我们首先应当领会毛泽东社会矛盾思想的系统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证明，确立社会革命每个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不是主观命定的，而是在充分的历史和现实客观形势中产生的，进而反映到人的主观认识中来，变为行动的客观根据。在建党初期，虽然党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有一个粗略的了解，但还未升华到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的高度，对社会各阶级的地位缺少具体分析。在当时，毛泽东同志率先深入展开社会调查，洞悉了当时中国社会演变趋势及其中的客观规律，具体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逐步形成了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的系统学说。我们可以对此做一个简要的概括。
完整系统地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根植于毛泽东创立的矛盾学说。毛泽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原理，而且创造性地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各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在基本矛盾基础上的社会矛盾体系中存在着主要矛盾；在每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中，其中之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毛泽东把社会矛盾体系中的各种矛盾区分为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矛盾体系学说。其中，主要矛盾是基于基本矛盾在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内在发展根源，核心是人与人的关系。比如，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农耕时代发展着的生产力与封建生产关系的矛盾、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在封建社会的不同阶段，主要矛盾支配着主要任务、主要使命，进而决定社会实践中的战略策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在社会主义社会，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落后经济基础与先进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基本矛盾，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呈现阶段性特征。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但如何在社会发展的各阶段中认识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互相作用、因时转换的原理，并相应地处理好各种次要矛盾，前人并无论述。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的系统学说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抓对了，势如破竹；抓错了，必遭损失。这就是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统一。此规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呈现不同的特点，百年来经历了若干次转换。
二、演进轨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的系统认知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的系统认知，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矛盾极其复杂，主要矛盾经历了三次转变：一是由北伐战争向土地革命战争的转变，二是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三是由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的转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经历了两个转变：一是社会革命任务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二是社会经济形态由新民主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些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中开拓和深化了我们党对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的系统认识，为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也为开启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首先，应当领会毛泽东在社会矛盾复杂性和社会基本矛盾稳定性中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关键性。他专门详细分析旧中国的社会矛盾，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基本矛盾是正在萌发的社会化生产力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其主要矛盾表现则极其复杂多变，贯彻始终的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劳动人民革命力量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买办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矛盾。然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变化的影响，国内社会经济演进呈现复杂多变的格局。首先是从国内土地革命战争转换为抗日战争，与之相应，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表现为：“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针对这种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人民大众就不得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采取革命战争方式反抗这些反动势力。前一种情形最典型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后一种情形寓于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中。由上可见，在这种极其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局势中，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掌控革命主动权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环节。
这种主要矛盾的变化又带来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他各种阶级关系组合的变化。在某一帝国主义公开大举侵略（譬如日本侵华战争）时，它一时占优势，就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反抗它的除了人民大众以外，还会有其他各剥削阶级参与，组成国内统一战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美英法帝国主义与德意日帝国主义的矛盾），还形成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苏联、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组成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矛盾虽然为次要矛盾，但仍然需要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必须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形式不断化解或缓和。甚至在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十分尖锐时（如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共产党虽然要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也还不能违背主要矛盾转换规律即采取反对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鉴于此，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斗争策略，形成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发动国内战争，主要矛盾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其他矛盾降为次要矛盾，鉴于此，党领导人民开展解放战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上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遵循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并且采用了一系列科学理论和政治领导艺术，不仅应用于政治、军事斗争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而且应用于经济领域，例如农村土地政策的变化、城市工商业政策的执行，都是围绕主要矛盾这个中心设计和展开的。这就是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境界。
其次，要领会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转换的预见性。解放战争后半期，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中国的社会形态也即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在转变的前夕，毛泽东就预见到主要矛盾的转换。早在1948年9月，毛泽东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1949年3月，为了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党专门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部署迎接历史的转变，又重申了革命中心由农村转到城市后国内外两个主要矛盾的转换。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鲜明地指出强大的人民民主国家政权“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同时又以统一战线的策略，将民族资产阶级划归于人民的范畴，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应当看到，在刚刚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政权之初，国内外矛盾十分复杂，既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特别是土地改革），又要进行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包括以上海为中心反击他们制造通货膨胀的斗争、在党内开展“三反”运动，同时进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五反”斗争等），还要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家卫国的战争（抗美援朝）。在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党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些矛盾。当一系列次要矛盾解决之后，1953年开始集中抓主要矛盾，开始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到这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不是被改造的一方，而是掌握政权和强大经济力量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一方，所以才有条件进行和平赎买。再经过4年的时间，基本上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上述这个主要矛盾转换过程，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篇章，第一次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它的顺利进行同对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预见性及高超政治艺术的运用是分不开的。鉴于此历史经验，应当深化对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政治艺术运用的理解。毛泽东称之为“客观真理转换为主观真理”。
最后，从能否正确判断主要矛盾的历史经验中认识科学理论的严谨性。社会主要矛盾转换是客观规律，也就使得人们对这一规律存在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不可能一时认识正确了就能一劳永逸。正如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教训时所指出的：“认知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
1956年—1978年，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的认识就经过了这样的反复过程。党的八大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实际和毛泽东的一系列判断，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又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八大之后，毛泽东还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论述了党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必要性。然而，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使他的认识产生了“左”的偏差，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加上中苏论战和党内的一些分歧，再次强调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损失。这一错误的根源是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的错误判断导致的，习近平总书记正确地总结道：“特别是如果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就会对党和国家事业产生严重危害，甚至是颠覆性的危害。”
历史地看，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虽然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斗争，有时甚至很激烈，但总体上不是主要矛盾。这说明，只要脱离实际，再英明的领袖也会对社会特定阶段的主要矛盾作出错误的判断。正如列宁指出的，真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
综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呈现了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了全面科学的总结：“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有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三、实践深化：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的强调与运用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学说的实践深化，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完成的。1978年，党领导全国人民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又一次新的飞跃，回答了前人未能解决的最大难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鉴于此，又升华了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转换思想，大大提升了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析的时代性、进取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及其社会主要矛盾是改革开放初期重新确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32年的历史经验，定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重申了党的八大决议，把主要矛盾表述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生产力。为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提议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确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的十三大又进一步把党的基本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基本路线是对改革开放中国道路的系统完整科学的概括，邓小平一再强调一百年不能变。然而，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不是完全否定阶级斗争存在呢？我们的回答是，没有，只是阶级斗争已经降为次要矛盾了。
这个主要矛盾为什么要坚持那么长久的时间呢？是由于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不同，中国生产力发展是在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开启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物质基础。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持续一百年左右，大体上是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在这一百年期间，还要分为若干阶段。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就细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的阶段，突出了时代特征。这是不是违背科学社会主义规定呢？不是，恰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同阶段划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里主要有几个深层的理论认识问题需要厘清。
第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化认识。原来人们经常说社会主义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实现全部公有制。这当然是对的，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诉求，但还不完全，因为仅仅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建立了公有制，不等于生产力自然而然地就发展起来了。因为生产力落后，劳动人民并没有摆脱贫困、未能实现共同富裕，又没有高度的物质文明，社会主义根本目的还没有实现。从人类历史看，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十分纯粹，但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人类要彻底解放，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建立公有制之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社会主义整个阶段必须为之打下基础、积累财富，否则是不能实现的。有鉴于此，十月革命后，列宁就进一步强调了只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超出资本主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而要达到这个要求，在致力消灭剥削、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必须发挥公有制和其他所有制的优势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乃是消灭旧的社会分工的物质基础。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今世界上还占优势的局面下，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脚跟才能站稳。
所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再强调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被“四人帮”搅浑了，为了拨乱反正，邓小平强调指出：“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两者相互影响……如果不是生产力发展到物质极大丰富，怎么能实现按需分配，怎么能进入共产主义？”
实际上，这涉及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搞社会主义。正确答案应当是，搞社会主义不是为少数人的私利，而是为广大人民谋福利、谋幸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一直强调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而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发展生产力，那么，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剥削、清除旧社会分工的鸿沟，最终消灭阶级和私有制。这与巩固、优化公有制是相辅相成的。尤其在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中国，要建成成熟的社会主义，必须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补上发展生产力这一课，并且尽可能继续释放其他所有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潜力，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我国经济发展的更大活力。诚然，公有制本质上是优于私有制的，然而，其一，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谈生产关系。恩格斯早就强调过：产品分配的形式最终取决于有多少产品能够分配。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空谈所有制水平和分配方式的高低。这是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有生产力能够逐步提供极其丰富的可供分配的产品，才能实现按劳分配、进而按需分配。其二，公有制不是一生下来就完美无缺、自然而然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必须不断完善，革除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环节，这就需要不断改革，更新其实现形式，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发展生产力必须同不断解放生产力结合起来。这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认识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创新。事实证明，生产力并不会停滞在一个水平上，它总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不断提升，生产关系（所有制经济结构）也必须不断改进。比如现代产业链的出现，就要求公有制实现形式、管理方式乃至劳动组织、分配关系等都不断改进。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整个国民经济迸发出持续活力。这是社会主义改革规律的必然性。
第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充分利用世界先进生产力因素，通过扩大开放与世界先进技术、现代生产力相沟通，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合力加快自身发展。国际政策是国内政策的继续，解决国内主要矛盾也需要处理好国际矛盾。社会主义是开放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经济是互相衔接的。如果连当今世界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信息都没有，那就无法发展现代生产力，所以封闭不是社会主义特征，全面扩大开放才符合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的客观必然性。
综上可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抓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充分注重了它的定位性、进取性，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方能自觉实现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飞跃，仅用了30多年时间就实现了摆脱短缺经济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的巨大飞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时代价值：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的深刻认识及实现更高水平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学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仍然显现其时代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续得以贯彻和实现更高水平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全面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虽然总体上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发生了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中心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事业将向更高的阶段推进。期间，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发展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带来机遇与挑战。因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国内外变化新格局，主观上必须准确超前认识和把握这一变化。基于客观变化和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三次飞跃应运而生，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联系前文已经阐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此，我们认为，上述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实际上明确了其中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从各方面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而实现“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而逐步缓解和彻底解决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又攀上一个新的高度：到2020年年底全面完成精准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我国GDP远远超过了百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远远超过了1万美元，成为高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成为唯一在2020年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对外开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特别是“一带一路”迅猛扩展，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新型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新的全球空间。由于新时代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细分阶段，尽管基本矛盾的基调还没有变，但主要矛盾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必须针对新时代的新特点、新优势、新问题的调整，对主要矛盾作出新的战略判析，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科学地确定党在新时代的新使命和新方略。
第一，从总体上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内涵进一步深化、外延更加广阔。“美好生活”是新时代人民的新愿景，既是发展的出发点，也是发展的归宿。这已经不是小康水平，更不是解决温饱的基本生活需求，而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迈向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19世纪，恩格斯曾提出人民生活高水平的需要有三个基本要素：生存资料——主要指人们能够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享受资料——主要指人们能够更好地满足生活质量需要；发展资料——主要指人们全面发展的智力提升和精神愉悦需要。我们党提出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仅符合恩格斯的设想框架，而且有新的深化、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党的十九大具体提出7项要求：（1）优先发展教育事业，（2）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3）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已完成并进一步提高），（5）实施健康中国战略，（6）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7）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样的细分，是以前没有的。比如，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要有物质文化保证，而且健康、安全占第一位。社会安全也是人民生活幸福的一个标志。一个国家，如果人民的生命安全没有保证，其生活就好似时时处在战乱之中，美国的枪杀不断（2020年死于枪击高达41500人）、中东战争不止、恐怖组织到处横行、几千万难民无家可归、俄乌战争正在进行、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刺身亡，随时都面临生命危险，人民哪有幸福可言？！
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还有一个更新的领域：目前和今后，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幸福生活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观念，深刻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绿色发展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突出表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已纳入新时代需要化解的社会主要矛盾之中。
再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另一侧，即占据矛盾主要方面的生产力发展上看，比之“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提法，“不平衡不充分”更新深度、更加精细、更具针对性，表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进一步向现代生产力的深度与广度进军，最核心的是高质量发展。
其中发展不平衡有两种含义，一是我国历史遗留下来和自然条件造成的不平衡，二是以高科技为支撑的现代生产力发展不足带来的新的不平衡。第一个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地区、城乡、产业等不平衡：首先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几大地区之间，发展水平悬殊，东高西低呈梯度差异，东部沿海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发展程度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西部地区则有待进一步发展；西部地区生态脆弱但资源蕴藏潜力巨大，发展后劲很大。这就需要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以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其次，是城乡不平衡，城市正在走向现代化，农村虽有很大发展，但总体还相当不发达，乡村与乡村之间差异也比较大，实现城乡现代化融合是一个很长的自然历史过程，需要城市支援、带动广大农村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再次，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不仅一二三产业之间要协调发展，而且各产业内部也有不平衡。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经济发展任务。同时，由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这就需要构建多方面、多形式的现代产业链、供应链，形成新的互相融合的新形势、新结构。
扶贫和巩固扶贫成果，是解决不平衡问题、化解主要矛盾的重大举措。这一重大历史任务，需要长时间方可全面解决。从我国的实际来看，虽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已经70多年了，但旧社会的遗留和区域不平衡发展导致的绝对贫困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把脱贫攻坚比作“啃硬骨头”。1978年我国有7.7亿多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推进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逐步解决，还释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我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所吸纳，推进了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到党的十八大前已经消除了80%多的贫困现象，全国人民也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但是，剩下来的九千八百万贫困人口处境仍然艰难，多数居住在地理条件较差、十分偏僻的地区，特别是交通极其不便的深山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起脱贫攻坚战，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运用举国体制，全面发展贫困地区生产力，克服一个又一个难题，到2020年年底如期完成全面脱贫攻坚任务。这个伟大成就创造了世界奇迹，为世界反贫困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树立了新的标杆。同时，在扶贫实践中创建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今后仍要巩固、扩大扶贫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发展不充分是指总体上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要发展新的先进生产力，要充分实现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高端生态化等更高要求。解决这一系列重大课题，最重要的要靠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是能够化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指针。其中创新摆在第一位，科学技术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充分发展现代生产力的最重要引擎。我们党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是迎接和引领世界技术革命新时代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要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中心和高地。现代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发展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结构的火车头。我国制定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中长期远景发展目标把科技创新摆在第一位。这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总而言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化；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阐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包括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发展方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就。只要帝国主义不发起对华侵略战争、不改变国内外和平与发展的总体格局，这一主要矛盾的总格局就不会改变。
第二，系统细分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以及解决次要矛盾的各个领域的层次性。为了从根本上化解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细化分解各个领域发展、改革、开放的层次性，勾勒出各层次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内容。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辩证法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髓。本文仅就几个重要方面做简要论述。
（1）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双循环的思想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和外部主要矛盾的思想。双循环也是对立的统一，国内循环为主体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支撑，集中力量发展自己，以自身的强大为后盾处理好国际循环，并且以国际循环助推国内大循环的提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因此，正确处理现在仍处于次要矛盾地位的国际新发展变局中的各种矛盾，是开放发展和国际斗争的大问题。在当今世界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迅速发展，正在走向衰落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十分害怕，不能容忍，它必然千方百计地阻挠、遏制我国的发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是它的必然逻辑。对此要有高度的警惕和高明的策略。我们在坚持敢于斗争中，又要善于运用灵活的策略，通过一定的交往，发展经济、技术互通关系。当然，因为世界是广阔的，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占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在兴起，我们必须更加团结世界大多数，并且善于利用西方内部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已经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响应，为我国争取和平发展的世界环境开拓了新的局势。从根本上说，生产社会化的规律仍然主导着当今的世界经济，各国之间的联系互相加强，世界经济的循环有利于各国互联互通。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国内大循环）也要求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一带一路”倡议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响应、参与，乃至包括利用发达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力量，我国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带动力达30%以上），能够以高水平扩大开放助力壮大提升自己，使得双循环互动。当然，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斗争与联合的复杂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层次，属于国际阶级斗争范畴。
（2）生产力发展内部，表现为质量与数量的矛盾、现代化生产力与滞后性生产力的矛盾，而高质量发展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在于以科技创新武装、提升生产力，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实现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高端生态化等。而总体的充分发展，还必须有结构的优化，除了逐渐提高先进产业的比重，还要新的结构形式，比如链条式、循环式、融合式、组合式，形成巨大的企业集团乃至跨国集团，像三峡集团公司那样成为世界级的集控水、发电、航运、防洪等综合型巨型公司。在先进生产力中，国有大型企业是领军型的，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由它们来带动其他中小型企业发展。当然中小型企业也不可忽视，因为它有助于扩大就业、繁荣经济、活跃市场。同时，要形成企业为科技创新主体和人才培养的中心，组织产学研结合的复合体，改变和优化社会分工和行业产业的组织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3）在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组合中也要区分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三项内容中，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和经济体制。而在每一项制度中又有主次之分：公有制为主体居矛盾的主要方面（特别是高质量先进生产力支撑），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要以公有制主体为统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各种所有制互相促进、开展正常竞争；在分配关系中，按劳分配居矛盾的主体地位，其他分配方式要受按劳分配的引导（如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并且以初次分配为主，辅之以有力的二次分配（再分配）和适当的第三次分配，总趋势是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在交换（流通）领域，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社会主义制度居主导地位，市场经济体制要服从社会主义要求和规导，特别是强化反垄断和反对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给资本安装“红绿灯”。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体现。总之，社会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形式，也要分清主次，以矛盾主要方面决定它的性质和走向，而不是完全平行的。
（4）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中，虽然生产关系为基础，但必须强调上层建筑枢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起主导作用，党必须统揽全局、协调各方，进而决定社会整体的发展方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党的领导不能不占优先地位。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因为国内仍然存在各种抵制、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诸多消极因素（阶级斗争没有完全熄灭）；尤其是国际上还有强大的垄断资本主义势力，它们总是用各种办法干扰、遏制乃至消灭社会主义力量，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有时相当尖锐、激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表明，最大的风险是政治风险，共产党的正确与否及其是否强大，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存在、发展的关键。特别需要认清的是，社会主义本身是变动、发展和不断改革的，世界大变局中更有形式复杂的殊死斗争。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灵魂，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所以，在整个社会主义运行中，党的领导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科学总结：“我们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以上四个层次从属于新时代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而各个层次中的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又十分明晰、精准。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主要矛盾转换规律学说的重大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向新的境界，体现了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及其学说的时代价值。
五、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遵循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阐述，我们学习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决议》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连贯起来认识、领会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伟大建树，真正做到“要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弄清楚其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其中，必须一以贯之地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的学说。这一学说，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其正确性。把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学说坚持、发展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在新时代开启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始终掌握主动权，全面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总之，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规律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在我们党百年奋斗过程中一直指导着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也将一直指导着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因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复杂形势、复杂矛盾、繁重任务，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我们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了然于胸，同时又要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跃升，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5]习近平：《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求是》2022年第13期。
[6]习近平：《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求是》2021年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