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五个“更”：申办手续更简单、政策支持更到位、政府服务更贴心、市场竞争更公平、监管执法更规范。
4月，春光正好，万物萌动。
上百家来自全球各个行业的企业，以及众多来自海内外的科学家与高端产业人才聚集在黄浦江畔的世博中心。借着2023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的举行，这座中国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对外宣示面向全球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的满腔热情，发出“加码上海”最强音。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致辞说，选择上海，就是选择与机遇同行，真诚欢迎企业家常来上海、投资上海、扎根上海，“在这座充满着梦想、机遇和一切可能的城市，共同创造新的传奇、演绎新的精彩”。
在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跨国企业无疑是重要纽带。
今年伊始，上海市市长龚正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未来5年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要达到1200家。
1月28日，兔年首个工作日，上海召开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大会，同日发布《上海市加强集成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简称“6.0版行动方案”）。这是上海连续第六年在岁末年初就优化营商环境进行部署，足见恒心与决心。
来自上海市商务委的统计显示，当前有超过6万家外资企业，902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以及536家外资研发中心云集上海。上海市商务委主任朱民介绍，其中具有亚洲区以上职能的总部有123家，外资研发中心的平均研发投入1.44亿元，是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平均研发投入的19倍，约33%的外资研发中心具有亚太区以上的能级，平均研发投入1.92亿元。
日前，新民周刊记者走进众多跨国企业，与企业管理者进行深度访谈。跨国企业选择上海、深耕上海的理由有哪些？服务不断增加，流程逐步减少，沟通渠道愈发顺畅……“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给了他们信心。
在经济加快复苏的融融暖意里，上海这座目标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城市，正与众多跨国企业相互成就、携手共进。
全产业链新布局
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集中发布了一批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工作成果。为更好发挥重大产业项目的示范带动效应，大会遴选出26个代表性项目进行现场签约，总投资674亿元，同时大会公布新一轮投资促进政策，涵盖推行奖励新计划、推广招商新模式等。
记者从大会获悉，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签约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353个、总投资2254亿元，近期又梳理出重大招商签约项目168个、总投资3270亿元，超去年同期。
据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刘平介绍，全球投资促进大会是上海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对外展示优良投资环境的重要平台，从2021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两届，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前两次大会共签约重大产业项目500多个，总投资额超1万亿元，为上海产业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大会现场，赫力昂高级副总裁、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总经理顾海英作为外企代表应邀演讲。借着去年7月葛兰素史克旗下的消费健康业务完成分拆，独立的赫力昂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跨国消费保健品公司。
因为看好上海雄厚的消费能力和市场领头羊作用，赫力昂中国公司随即为扎根上海作更多布局。赫力昂（中国）公司将注册在临港新片区，企业也从人民广场搬至前滩的新办公室，增加办公面积，招聘更多员工，同时加速新品研发，加码中国本土的创新能力。
用顾海英的话来说，“除了上海，我们从来没想过选择别的地方”。据她透露，赫力昂将中国市场列为其全球发展的战略高地，目前企业正紧锣密鼓地谋划在上海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结合上海富有吸引力的产业政策，临港的跨境数据便利等制度创新的新举措，赫力昂将夯实总部功能，对管理、研发、生产、销售等各环节进行全产业链的新布局”。
据悉，上海正在加快构建“2+3+6+4+5”完整产业体系，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2”即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绿色生态两大转型；“3+6”就是三大先导产业和六大重点产业；“4+5”就是四大新赛道产业和五大未来产业方向，形成完整产业体系，掌握发展主动权。
谈到今年上海后续的招商引资活动重点，刘平介绍，在加大重点领域招商力度方面，在注重“量”的基础上，今年将更加关注项目“质”的提升。从产业方向看，上海将重点围绕三大先导产业、四大新赛道和五大未来产业开展招商，争取尽快做强做大；从技术水平看，将注重吸引一批以底层技术突破带动上下游要素聚集的项目，特别是着力引进一批核爆点项目，打造富有活力的产业创新生态。从产业链看，将从“补链、强链、延链”入手，加快引进一批产业链上下游项目，提升产业链韧性水平。
吸引外资最早的行动者
开放、创新、包容是上海的城市品格，也是助力上海总部企业发展、提升上海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最重要因素。其中，开放历来是上海的最大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利用外资已经走过40多年的发展历程。
早在1981年7月和9月，先后两批共19家外商机构获得资质，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上海的外企。其中，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三井物产等日商占据了16个席位。
国门初开，为了解决外商聘用中国雇员的问题，1982年4月，上海市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服务部成立，服务部最初的办公地点在锦江俱乐部（现花园饭店）。两年后，外企服务部正式扩建为“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
为了扩充人才，在向上海几家高校定向招收大学生的同时，1985年5月21日，外服公司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指甲盖大小的招聘广告。尽管只有寥寥数语，却吸引了1000多人到延安东路上的黄浦中学报名。
那年31岁的董友宁，也排在应聘的队伍里。彼时，他已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的青年教师。原本陪朋友来的他顺便给自己报了个名。
董友宁坦言，当年从高等学府“跳槽”报考外服“多少有点离经叛道”，看中收入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外企的机会更多，“只要有能力，就能往上升”。
1987年，董友宁进入法国罗纳普朗克公司驻上海代表处，很快从业务员晋升至经理。“一开始，我们的总代表处在北京。因为当时所有的进出口计划必须由北京批准并指导各地实施，而外商想要把海外的产品销售到国内，必须通过国内有进出口资质的公司。”
董友宁告诉《新民周刊》，外商一开始被安排在上海国际俱乐部、锦江俱乐部、和平饭店等“涉外宾馆”办公。而他保存至今的拷克箱，上面贴满了各大宾馆的贴纸，代表了上海第一代外企白领的足迹。
第一代外企白领已经有了严格的“dress code”（着装要求）。于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街头，在两用衫、夹克衫的茫茫人海中，出现了一小群西装革履挤公交车、踏脚踏车上班的人。
对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的外企来说，中国是一个新兴而又陌生的市场，来上海的主要任务是投石问路。
“从最初仅仅担任翻译，到后来参与谈判、起草文件……我们是真正的执行者。搞贸易、做项目、办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改革开放最初的动作是在我们手上做起来的。”在董友宁看来，第一代外企白领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之一。他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用法语记录的销售计划、市场分析和开会纪要。
与跨国企业一起探路
2018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登上上海中心119层观光厅。600米高空之下，浦江两岸沧桑巨变尽收眼底，总书记感慨万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就是一个生动例证。”
登上上海中心的前一天，习近平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宣布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包括大量制度创新、规则创新、治理创新，没有先例可循。
对上海来说，这样的挑战并不陌生——1990 年 4 月 18 日，浦东开发开放的帷幕拉开了。上海的开放创新自此上演了后来居上的精彩逆袭。仅仅过了两个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差不多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罗纳普朗克的总裁来到上海，他没有要求与市领导会面，而是让董友宁带着去逛了南京路上的鞋店，还参观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回来以后，他跟我说，中国正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第一，中国人已经从有没有鞋子穿的问题到比较讲究穿什么鞋子的阶段了，说明市场的消费意识正在形成；第二，中国开始搞证券交易，说明有了一定的资本运作氛围。”董友宁表示，这次行程也促成了罗纳普朗克此后进一步对上海的投资。
后来出任罗纳普朗克在上海的合资公司销售总监的董友宁还曾对法国来的公司国际部总经理这样分析道：“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北京作为管理总部仍可以保留总代表处，但从贸易角度来说，应该更重视上海。”
的确，与深圳等南方先行开放地区大多引进外资制造业项目不同，浦东的开发开放从一开始就选择了金融和贸易这两个领域。尽管争议不断，最后浦东坚持住了——外高桥保税区的中文名还是按国家文件叫“保税区”，但英文名则为“Shanghai Waigaoqiao Free Trade Zone”。
上海外高桥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诸耀鹏在接受《新民周刊》的采访时表示，外高桥保税区一直被认为是“因贸易而生，因贸易而兴”的地方，因此它创下多个全国“第一”便是应有之义。
1992年，伊藤忠商事拿到了外高桥保税区的第一张外资企业营业执照，成为了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企业。这是浦东开发开放中开创先河的重要举措之一，此后“入驻外高桥”成为了众多跨国公司初次踏足中国的第一选择。
“公司成立后，具体怎么开展贸易业务，当时还有两个瓶颈没有解决：一是当时的外资企业没有进出口经营权，不能自己报关；二是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发票改革，推出了增值税发票，能否给外资企业增值税发票的开票权成为了当时的争议焦点。”诸耀鹏回忆道，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前者的解决方案是委托国内有进出口权的公司在货权不实际转移的前提下，通过双抬头的模式做代理报关；开票问题则通过成立我们这家公司的前身——保税商品交易市场，在税务局和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的指导下，由交易市场代为管理增值税发票相关业务”。
慢慢地，外高桥的产业体系逐渐成形。在诸耀鹏看来，从保税区成立到中国加入WTO，可以算作外高桥发展的1.0阶段，那时凭借浦东开发开放的政策优势，“就算坐着也会有人找过来”。
“尽管受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凭借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以及坚定不移地抓住‘贸易’这个核心方向，外高桥敢闯敢试，制定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政策，开始触底反弹。”诸耀鹏表示，随着中国加入WTO，外高桥保税区迎来了发展的第二次高峰，进入了2.0阶段，“我们所熟知的苹果公司，正是在这个阶段来到外高桥”。
2001年，苹果在外高桥保税区设立了一家只有20万美元注册资本的贸易公司。但随着苹果在全球业务的不断发展，其在国内的贸易也越做越大，这家小小的贸易公司逐渐被赋予了地区总部功能，其每年的进出口销售、税收贡献都有了非常巨大的增长。
2013年进入自贸区时代后，外高桥保税区的发展进入了3.0阶段。“所有的政策制度、操作细则在一开始就先要寻求顶层设计，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诸耀鹏表示，这不仅帮助跨国公司的发展进入新境界，更让他们可以放心到上海投资，到浦东投资，到外高桥投资。曾经的芦苇荡、旧滩涂，历经30多年的艰苦创业，一跃成为“离世界最近的地方”，如今已发展成国内经济规模最大、业务功能最丰富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更是国内同类型区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目前，保税区域内已集聚了来自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与全球219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截至2022年底，125家世界500强在这里投资了285家企业。
据上海自贸区保税区管理局透露，2022年区域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2家，截至目前，区域累计认定包括131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占全市14.7%、新区31.3%）在内的各类总部存续企业329家，这些企业经营收入占保税区域经济总量比重超过60%。
位于马吉路88号、保税区内一幢非常不起眼的独立办公小楼现在已是苹果中国区的总部的注册地所在。
逐渐开放的政策，碰撞逐渐深入的布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随外高桥发展的脚步一同“升级”：从单纯的贸易公司，走向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服务企业，必须反应迅速
许多上海人都记得那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快速涌入的外资直接引爆了上海经济的腾飞。但其实，对于上海来说，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一件“久久为功”之事，而上海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靠的就是前瞻谋划、领先一步。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就已经看到了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趋势和潮流，雄心勃勃地面向欧美，率先实施财富500强招商战略，率先提出打造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战略构想。
此后，上海又着眼于中国入世后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发展趋势，早早把利用外资的重心转到现代服务业上来。
随着这些年的发展，上海外高桥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从一家提供票税服务的公司，成长升级为一家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咨询服务的综合性咨询公司。“在强化招商的同时，作为国有企业，我们也肩负着安商稳商的各项工作，让外资企业在上海敢于投资、安心经营，并做大做强，一直都是我们企业的初心和使命。”诸耀鹏表示。
1993年，作为享誉全球的房地产服务和咨询顾问公司, 戴德梁行进入中国市场，分别在香港、上海、深圳、台北四个城市开设办公室，合力引领市场发展。
戴德梁行华东区董事总经理黎庆文告诉《新民周刊》，上海是戴德梁行大中华区最大的公司，也是最重要的分公司之一，这跟上海在中国的地位是相匹配的。
新世纪以来，上海总部经济发展迅速，无论是数量还是能级都大幅提升，位居中国内地前列。1998年香港汇丰银行将总部迁往上海，2000年阿尔卡特在上海成立亚太总部，2002年上海出台了《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这是在外部环境催化、内部基础铺垫下，上海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总部经济的重要标志。
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投资、结算、销售、研发等总部功能布局在上海，向长三角、全国乃至亚太地区拓展生产、销售网络，提升了上海在区域的枢纽地位和资源配置能力，亦是“跨国企业在上海”探索的成功经验。
“为最合适的企业，找到最合适的载体。”黎庆文表示，在过去看中市场、技术、人才的基础上，现在的企业也很重视行业生态圈的成熟度，以及当地政府的配合度，“企业希望的是在当地能够获得业务增量”。此外，受到过去三年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成本也成了企业考虑的一个新要素。
如果按照行业来分，黎庆文介绍道，金融业首选还是偏好浦东陆家嘴；专业服务业如律所、会计师事务所，还有快销零售业，更喜欢静安和黄浦；制造业可能更加偏向于浦东前滩；高科技行业聚集在漕河泾；健康医疗行业大多会在杨浦和浦东张江。
以静安为例，近几年，静安区相继实施了“全球服务商计划”“总部经济增能计划”和“亚太运营总部支持计划”“外资促进合作伙伴计划”等政策，培育了一批在贸易、投资、供应链及研发等方面可以汇聚和配置亚太区乃至全球资源的优质企业。正如静安区委书记于勇所说，来到静安区的企业不论地域、大小，都会得到高品质的企业服务。
2021年，南京西路上的恒隆广场跃升为上海中心城区首座税收“百亿楼”，背后就有着高能级总部的支撑。恒隆广场是一个超级的全球总部基地，一大批国际商贸企业以及专业服务企业纷纷入驻——包括戴德梁行，全球排名第一的奢侈品集团LVMH（路威酩轩）等国际顶尖企业，也有LV（路易威登）、爱马仕、迪奥等100多个国际知名品牌。“上下楼”由此变成了“上下游”，邻居也变成了生意伙伴。
“我们服务企业的反应必须是迅速的。”黎庆文告诉记者，因为上海很大，公司在多个区域都有布点和专业的服务团队，“就是希望能靠近企业，提供快捷服务”。
在传统顾问业务的基础上，针对城市发展和企业落地的相关特性，去年首次参加进博会的戴德梁行还重点推出“城市共建商”这一城市发展新模式，由其搭建平台，将能够参与城市共建或行业共建的各类头部企业纳入到这一平台，通过“资源整合，多效联动”的理念，使得共建企业能够帮助区域发展实现智能城市或城市更新，同时，共建企业也能作为区域招商的重点对象，落地在区域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赢格局。
作为全球企业，戴德梁行自身的发展也得益于上海的支持。“我们跟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交流非常通畅，对我们的咨询也能够及时反馈。”黎庆文表示。
“6.0版”：“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今年年初，浦东2023年“出海招商”首团第一时间出发日本。外高桥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作为招商团成员之一，诸耀鹏一同飞赴东京。诸耀鹏表示，总体上，外资对投资上海的预期和信心依然保持热度，本次招商效果良好。
今年以来，上海外贸外资开局实现平稳增长，展现出了较强的发展韧性。1月—2月，全市货物进出口6815.6亿元，在去年同期高基数、高增速的基础上增长0.7%；实际使用外资49.61亿美元，增长18%。
在各项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上海步入了经济恢复的快速通道，各行各业也逐渐回归到往日的繁忙中。
尤其是2月—4月，包括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戴德梁行全球首席执行官John Forrester在内的多家跨国公司高管陆续访问上海。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在黎庆文看来，过去几年听得再多都不如这些全球高管的亲身体验，“他们未必会去很多地方，但上海给他们留下的整体印象是一座整洁的城市，既有历史的沉淀，也相当现代化。城市治理水平更是处于全球领先，不输给欧洲。而这也正是资本追求的地方，企业能够得到扩展的地方”。
从写字楼市场亦能窥见经济的“晴雨表”。据戴德梁行统计，2023年一季度，上海甲级写字楼净吸纳量13.7万平方米，比去年四季度上扬58.1%。虽受较高供应量的影响，整体空置率升至17.31%，比去年四季度上扬0.61个百分点，但平均租金基本维稳，为8.11元/平方米。
从企业表现来看，外资成交比重继去年四季度以来保持在50%以上。“行业方面，则以医疗健康表现突出，与贸易制造、TMT及金融业共同引领行业发展。”黎庆文透露，“据我们从客户方面了解到的信息，大家对未来比较有信心，反馈相对积极。”
为进一步巩固外贸外资回稳向好势头，4月初，上海再放“大招”，《上海市促进外贸稳规模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和《上海市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若干措施》出台，共计41条措施，继续推动外贸外资高质量发展，提出“吸引集聚总部、研发等高能级主体，支持外贸外资企业提质增效，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努力实现外贸外资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在2023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上，龚正市长隆重宣布第三批共10家全球招商合作伙伴名单，上海高能级全球招商朋友圈再次“扩容”。
刘平表示，上海全球招商合作伙伴都是各自领域的翘楚，拥有强大的“朋友圈”功能和全球资源网络，在项目投资、产业发展、人才引进、活动组织、宣传推介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以为上海加快汇聚全球功能机构、高端项目、优秀人才、创业团队贡献智慧和力量。
如今，距离“6.0版行动方案”发布已过百日。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告诉《新民周刊》，上海经济发展的韧性比较强，对跨国企业来说就意味着抗风险的能力比较强。今年的“6.0版行动方案”，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对象，从四个方面入手推出27个大项、190多个小项的任务措施，力争将上海建设成为国内营商环境标杆城市，进一步提升上海营商环境国际影响力。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五个“更”：申办手续更简单、政策支持更到位、政府服务更贴心、市场竞争更公平、监管执法更规范。
沈开艳表示，从2018年的“1.0版”至今，上海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行动方案，非常细致。而且每一次的更新完善都由市领导主要负责推动。这些都有利于政策最终能真正落地”。
上海则将其总结成了八个字：“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记者注意到，上海其实很早就开始大力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2017年，上海正式进入结构“换挡期”，发布扩大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33条”，公平竞争，全球揽才，给外企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2019年，为了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上海出台全国首个实施决定，抓好配套规章制度建设，切实做好“放能放得开，管能管得住”。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提到，撇开国际化程度，人才、市场、产业等要素禀赋，外企最为看中的，是“稳定性”和“可预期”。
“从政策透明度、执行力度、政府友好程度，与企业之间的交流途径等方面来看，上海的营商环境应该算是国内最好的之一。上海的商业精神或者叫契约精神，相较其他城市则更胜一筹。”黎庆文说，企业在上海基本上都能达到预期。
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主任薛锋表示，2023年上海要力争实际使用外资240亿美元左右，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60家，外资研发中心25家。
来源：新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