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贺水金，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于《上海经济研究》2022年第9期。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详实的数据，通过多维度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抗战前中国以华商银行为主体的现代金融业，在空间地理分布和人均金融资源配置上，呈现出既集中又十分不平衡的特性。外商银行在空间分布上集聚与非均衡性态势，较华商银行更加显著。钱庄地域分布略显均衡，内地及边远省市，银行较少，钱庄较多，部分弥补了当地现代金融业不发达之劣势。近代中国金融业空间分布，和工业、电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度耦合，与胡焕庸线基本重叠，表明区域要素禀赋是主导中国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内在驱动因素，而金融业的空间分布又强化了中国经济集中与非均衡发展的格局！
近代中国金融业，是经济史学界研究的热门领域，著论宏富。但是，从空间维度来探讨的成果，尚不多见。近代中国金融业的空间分布如何？为何会形成如此地域格局？是区域要素禀赋、经济发展优势决定了金融布局，还是金融资源配置强化和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抑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其空间分布对于中国经济非均衡性发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本文将主要以《全国银行年鉴》、《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中国工业调查、工厂登记等统计数据为依托，从宏观性和全局性的角度，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
一、战前华商银行业空间分布：省和区域视角
中国现代银行的产生，不是由传统金融机构演进而来，而是移植西方银行模式的结果。据全国银行年鉴统计，截至1937年，全国先后设立的华商银行共390家，其中停业226家，现存164家，在自由竞争的时代，银行业经营遵从优胜劣汰法则，停业数超过了现存数。
（一）省际银行机构的量化分析
江苏省合并上海市，有华商银行总行66家，占全国的40.24%，分支行421家，占25.88%，总分支行合计487家，占27.19%，各项数据均遥居榜首，总分支行数量是第二名的2.6倍。河北省因天津、北平两大都市计入而总量排名第2，总行10家，分支行189家，总分支行共199家，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6.10%、11.62%和11.11%。浙江省居第3，但总行数高达24家，占全国总行数量的14.63%，为华商银行总行集聚的第二大省，分支行151家，总机构数175家，占比均约10%，略低于河北省、天津市、北平市合计之数，金融实力不可小觑。包括重庆市的四川省位列第4，华商银行设有总行15家、分支行110家，总分支行125家，分别占各项统计值的9.15%、6.76%、6.98%。
总分支行总数占比接近5%的有江西（82家）、安徽 (80家)、福建（74家）、河南（73家）、湖北（72家）5省。广东省，虽总分支行仅59家，但有7家总行，占全国总行数的4.27%。
1937年6月华商银行省际分布 单位：家
如果将九大都市独立出来，则华商银行在全国的省际分布格局出现一定调整。总分支行总数前三甲分别是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没有天津和北平的河北省位次跌落很大，由第2降至第7、8位，低于江西、安徽两省，与福建省、河南省相等或相近。湖北省、广东省也同样受到很大影响，跌出前10，广东省下降更甚，表明在这两省华商银行设立的机构主要集中于汉口和广州。
（二）区域分布：与人口、面积多维度的分析
江浙沪地区，以全国1.84%的土地、13%的人口，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银行总行，占比高达54.88%，分支行和总机构数均超过1/3，占比分别为35.16%和37%。单位土地面积银行机构密度最高，人均所获得的金融资源最丰。
华北，5.58%的面积与24.24%的人口，占有全国约21%的银行总分支行。机构密度与人均银行数量居全国第二。
广东、福建，3.06%的面积、9.23%的人口，占全国银行总机构数量的7%强。
华中4省，约6%的面积、19%的人口，拥有的银行机构总数占15.52%。从银行空间分布和服务的人口而言，与闵粤不分伯仲。
广大西南西北地区，71%的面积，超过全国1/4的人口，所获得的金融资源仅约占7%，是现代金融机构分布最稀疏之地。而仅7%的金融资源，有一半流向了四川省。除陕西、广西外，西南西北其他各省，银行数量微不足道，现代金融业基本没有起步。
省际和区域层面的数据与分析，极为清晰地展示了近代中国以华商银行为主体的现代金融业，在空间地理分布和人均金融资源配置上，呈现出既集中又十分不平衡的特性。
二、从点（城市）维度看华商银行空间分布
（一）华商银行密集于九大都市
抗战前，上海、天津、北平、青岛、杭州、南京、重庆、汉口、广州9大都市共设有91家总行，占全国的55.49%；分支行417家，占全国的1/4，为25.63%；总分支行508家，占28.36%。即全国华商银行超过一半的总行和1/4以上的银行网络体系密布于上述9大都市，集中度可见一斑。
（二）集中抑或分散？华商银行布点5个以上城市之分析
全国华商银行设立分支行处5个以上的市县，共有64个，计有总行131家，占总行数的79.9%，总分支行1023个，占总数的57.12%。换言之，约近60%的总分支机构分布在64个城市，而总行的集聚特征更明显，高达80%，其中仅32个城市设有总行，为统计数的一半，设总行2家以上的城市再减半为16市。总行5家以上的城市仅6市，分别是上海、重庆、天津、香港、杭州和广州，这6市开设的总行，占全国华商银行总行数的53%。上海市更是总行和分支行（计入上海县和松江）最集中之地，总行、总分支行数，分别占全国的32.32%和18.8%。
近代中国华商银行空间分布，不仅在面上呈现集中化和非均衡性，在点上也毫无轩轾。近代中国现代金融机构主要在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华中沿江地带和四川盆地进行布点，银行机构高度集中于上海、天津、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大都市，金融中心上海更是一骑绝尘，是第二名天津的2.8倍余。上海及其周边城市群银行集聚态势尤为突出。
三、1937年与1936年比较：
华商银行空间分布集中性与非均衡性出现细微改善
从银行地域分布看，1936年至1937年变化不大，前三甲分别是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长三角地区，银行林立，构成中国现代金融业发展的高地。华东沿海，“以交通便利与商业之繁茂，亦多新式银行之设立”。《全国银行年鉴》认为中国银行业分布呈“畸形发展”，乃“积渐而成”。
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了轻微的区别和改善。1936年、1937年华商银行总行均为164家，而集中度和地域分布稍有变化，上海总行数由58家降至53家，上海总行数占全国的比重从35.37%微减为32.32%，下降3.05%。1937年分支行在1936年1332家的基础上，继续拓展至1627家，较上一年增加295家。新设的机构主要分布在内地和县域，地域扩散和下沉力度均有所改善，出现了纠偏、调整的向好趋势。
九大都市银行的集中度，1937年较之1936年也有所松动，总行、分支行及总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地下降，总行占比从60.37%降为55.49%，约减5%；分行由28.98%降至25.63%，减3.35%，总分支行占比也随之下降，由32.42%减为28.36%,下降4.06%。数据变动的背后，表明新成立的银行或已有的银行建立新机构，重心转向九大都市以外更多的地区。与此变化趋势相一致的是，上海市和江浙两省总行占比由59%降至55%，减少4%，分支行也从36%降为35%。在“资金归农”政策的引导下，银行业踊跃投资农村，促进了内地分支机构的增加。1937年，中国金融业出现的新趋势、新变化，银行年鉴以“长足进展”、深广程度前所未有给予了高度的肯定。长期为社会所诟病的中国金融业畸形发展问题，即空间分布呈高度集中与非均衡性的现状，终于在抗日战争前夕，出现了悄然改变，这一改变的主导力量并非来自政府，而是市场自觉地进行纠偏调整，尽管距离“理想相去甚远”，但变化已然发生。在战时特殊的环境下，中国金融业将延续战前的趋势，以更大的力度尝试再平衡空间分布格局。
四、外商银行集中于沿海沿江少数大城市
抗战前，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了11家总行，104家分行，总分行共计115家，除了东方汇理银行因其殖民地越南地缘政治关系，在昆明设立1家分行外，其余外商银行总分行全部设在沿海和沿江，分布在上海等19个大城市，除省会及北平外，其余皆为全国或区域经济中心、重要港口，更有多个城市系两者合一。
上海是外商银行最集中之地，占总行数的45.5%，总分行数的23.50%。香港是外商银行偏好的第二大城市，总机构数占14.80%。紧随其后的是天津，占总数的12.20%。汉口有外商银行总行1家，分行9家，北平虽无外商银行设立总行，但分行达10家，与汉口并列第四，占总数的8.70%。广州、大连，外商银行各设立了7家分行，占总分行数量的6.10%。青岛也受到外商银行的青睐，设有6家分行，占总数的5.2%。厦门、哈尔滨各有分行3家，福州、沈阳分行各2家，其他城市分别仅有外商银行分行1家。
上海、香港、天津、汉口、广州、大连、青岛7市共有外商银行总分行98家，占总数的85.2%。外商银行集中于少数经济发达的沿海沿江大城市，在空间分布上集聚与非均衡性态势，较华商银行更加显著。
1937年6月在华外商银行总分行地域分布
五、钱庄地域分布
虽然钱庄规模不大，也少设分支机构，但在服务地方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截至1936年，全国共有钱庄1211家，其中九大都市306家，占总数的25.3%，集中度远逊于银行业；各省887家，占73.2%，香港18家，占1.5%。
浙江省位居榜首，计有钱庄204家，占全国总数的16.80%，宁波、绍兴是浙江省的钱业中心，分别有60家和58家，高于省会杭州30家。宁绍地区是全国钱业最发达之地，俗称“宁绍帮”，长江中下游多个城市的钱庄大都为“宁绍帮”所设立。
广州市钱庄数量最多，达80家，占全国钱庄总数的6.6%。汕头的钱庄数量也较多，达52家。与银行业高度集中于上海不同，上海钱庄数量约居于中位数，仅48家，是第一名广州的60%，不及宁波、绍兴，也低于华北金融中心天津58家之数。长沙市有钱庄46家，是沿江钱庄数量最多的城市。
超过30家钱庄的城市有太原39家、开封35家、厦门和自流井34家。钱庄数量20家以上的城市为汉口、济南各28家，北平24家，南京、南昌、烟台各20家。
仅就钱庄数量而言，全国地域分布较银行机构略显均衡，既存在与银行分支行交叉重叠，金融资源优势叠加的情形，如浙江省和广州市，银行、钱庄数量均名列前茅；也呈现出多地、多点并驾齐驱发展之特性，尤其是内地及边远省市，银行较少，而钱庄较多，以此部分弥补了当地现代金融业不发达之劣势。
1936年全国钱庄数量统计 单位：家
六、金融与经济关系
金融市场与实物市场是相互作用的关系，由此形成实物产出和物价的均衡水平。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十分不发达的情况下，金融更与实体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虽然金融发展有一定的顺周期性特征，但总体而言，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在长期内基本吻合。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是金融运行的三大法则，因此金融机构的布局、金融资源的配置会追随实体经济的发展步伐而作相应的调整，举凡水陆交通枢纽、商贸重心、产业聚集、人口密集之地，实物经济产出量大、效率高的地区，往往成为金融机构争相布点之处，而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进一步改善了地区筹融资环境，从而使企业可以更便捷、低廉地获得金融服务，由此又强化了地区经济优势，因此，金融与经济发展往往具有双向促进、互为加强的作用。
（一）近代中国现代化生产部门--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
从1933年刘大钧主持中国工业调查数据及1937年国民政府经济部工厂统计来看，代表中国现代经济增长方式的新型生产部门----现代工厂，无论面（省、区域），还是点（城市），均呈现集中化现象，长三角是新经济的核心功能区，沿海和沿江是发展的两翼。
（二）近代新型动力—电力工业的空间布局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动力的提供者----发电企业，主要创办于沿海沿江少数省份，更高度集中于上海市，空间分布呈严重的不平衡性，与工业、金融业地域分布的集中性与非均衡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工业、电力、金融业空间分布与胡焕庸线关系
近代中国工厂、电力企业布局为何集中于沿海、沿江？是经济理性行为使然？工业布局对金融业空间分布、区域间经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与长期稳定的胡焕庸线是否存在重叠现象？
1. 胡焕庸线
1935年，中央大学胡焕庸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一文，他收集了当时各县最新的人口统计资料，并以此为依据，用每点代表2万人，制作了人口分布图和密度图，将全国人口密度分为八级。随后他提出了“以黑龙江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腾冲为止”，将全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部，东南部面积4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人口4.4亿，约占总人口96%；西北700万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64%，但人口仅1800万，约占总人口4%。这就是后来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胡焕庸线”：瑷珲（今黑河）----腾冲线。
2.中国工业、电力、金融业空间分布与胡焕庸线走向呈一致性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80%，农耕生产受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很大，自然要素禀赋决定着单位土地面积能够承载和供养的人口。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中国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之时，有学者根据199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对胡焕庸线东南和西北部人口分布进行精绘及验证，发现1990年胡焕庸线两部分的人口比例变化幅度仅为1.8%，2010年处于胡焕庸线西北的人口占比大致在5.6%--6.3%，仅比1935年略有上升，这还是基于1947年外蒙古独立，西北部土地面积重新计算后所得出的结果。由此足以证明胡焕庸线具有长期的稳定性。
根据胡焕庸线地理走向，对各项统计数据，分行业计算结果如下：
中国工业分布，胡焕庸线以西部分，工厂占1937年实业部登记工厂总数的1.70%；资本额，占总量的0.90%；工人占总数的2.40%。明显低于该区域人口占全国总人口4%的比值。
电力分布，胡焕庸线左侧，发电容量占全国的0.50%；发电量占0.40%，较工业分布各项统计指标更低，更远低于人口分布4%的总占比，表明抗战前处于胡焕庸线的西北部分，能够享受到现代电力供应的地区和人口微乎其微！
中外资银行业分布，胡焕庸线西北部分，共有银行总行7家，分行79家，总分行共86家，占全国中外资银行机构总量之比分别为4%、4.6%和4.5%，最接近于人口地理分布的胡焕庸线，较工业、电力空间分布状况略好。现代金融业空间分布与胡焕庸线基本重叠！
抗战前华商银行设立5个以上总分支行的城市，毫无例外全部位于胡焕庸线的右侧。可见，近代中国现代金融业空间分布与人口地理线走向完全一致。
在商品经济时代，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中枢，银行业是金融的核心。金融业虽处于产业链的顶端，但金融业并不能脱离经济而单独发展，否则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资本市场尚不发达的中国近代更是如此。因此银行往往会追随商品流、人流、信息流，择址设立分支行处，这就是银行业与经济、商业、工业、交通等中心（重心）重合之原因所在，也是银行作为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生存法则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内在需求。近代中国金融业空间分布，与人口密度、产业分布、经济发展程度高度重叠，说明区域要素禀赋是主导中国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内在驱动因素，而金融业的空间布局又强化了中国经济集中与非均衡发展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