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以来，中国经济整体呈现恢复态势，但经济恢复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仍待增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扩大内需和提振信心是两大关键。扩大内需战略是大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应对当前外部冲击、稳定经济行稳、提升经济自主性的有效途径。12月11-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指出要“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就业、产业、区域、货币政策同向发力提供了支点。
为有效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一是靠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最终环节，也是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最终目的。二是靠投资，包括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居民消费取决于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能力取决于收入和财富，意愿受制于对未来的预期，从宏观调控难以调整微观主体的意愿，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增加收入和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某种意义上，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动力源，消费只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扩大内需还得靠投资的关键作用。我国当前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部挑战，2018年贸易摩擦，2020-2022三年疫情，房地产大转折，资本市场低迷，经济在今年上半年经历疫后快速恢复后，三季度不及预期，10月虽在消费、社融方面有所恢复，但房地产销售投资、出口仍是负增长，经济尚在底部徘徊。通常来说，在经济底部，市场机制和货币政策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政府投资才是第一发动机。疫情三年，内外部因素交织冲击，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企业居民在经济底部承受多方面的现实压力。前期政策的效果还有待持续显现，社会在经济底持续时间太久，会消磨普遍预期，经济提振的难度会加大。当前急需政府发挥关键作用，加大力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尽快让经济恢复到正常轨道。
然而，对于政府的逆周期干预学术界也是有争议的。凯恩斯主义认为，扩大财政支出有利于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当私营部门对需求产生悲观预期并减少供给时，政府应积极干预，通过额外的支出增加需求，改善企业预期，促进企业投资和生产、创造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消费，进而提高GDP。然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则认为增加财政投资可能出现政府与民争利的情况，挤出私人投资，压缩居民消费，抑制经济增长。上述分歧的主要焦点是政策支出的乘数效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是1.5，即1块钱财政支出会导致后续几轮的1.5倍的总支出。有研究表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乘数是1.56，而且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在短期内是“挤入”的，但长期均衡时是“挤出”的。此外，新古典主义认为政府干预导致公共赤字的增加，提高利率，降低私人投资的数量，也会推高通货膨胀。但事实上，政府干预推高通胀的前提假设是经济运行正常，当前经济承压市场预期低迷，加之CPI、PPI低位运行，通胀的基础并不具备。此外，当前利率并不是供求决定的市场现象，政府依靠赤字增加支出不会提高利率。当下企业对利率并不敏感，而是对未来的发展机会更敏感，低利率并不一定带来更多投资。从我国的实践看，扩大内需战略尤其是政府投资在历次经济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冲击）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12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财政政策的发力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基层“三保” （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10月增发1万亿国债，增加财政可支配资金。今年四季度中央财政将增发2023年国债1万亿元，全部转移支付给地方，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未来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在以下几个层面上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在改善民生中实现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政府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相应地，财政政策具有更为鲜明的公共属性和人民属性。因此，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让财政政策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和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的有效手段，更好地满足人的需求，促进人的发展。具体来说，财政支出可用于老旧小区改造、租赁住房、公共交通等项目投资，还应更多着眼于公共教育、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这种政府投资其实是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有助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其消费能力。居民消费的增加反过来又会增加非公共品的需求，带动非公有制经济的投资。最终，通过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持续投入，进一步激发民众的消费热情、推动消费升级，并促进生产、交换与分配的良性循环。
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实现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在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尤其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为代表的领域，由于创新存在不确定性风险，资金回笼的周期比较长，且存在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私人部门通常投资不足。应加大政府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领域的投资，弥补民间投资缺口，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激发民间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此类政府投资的受益者是全社会，一旦投资成功，企业因此可以提高生产率，进而增加供给，消费者可以获得更廉价的商品和服务，进而增加需求，因此在供给侧投资和需求侧消费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物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大规模新基建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投资困境。在内外需收缩背景下，应适度超前布局，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是当务之急。大规模新基建投资短期内有助于扩内需、稳增长和稳就业，长期内有助于打造中国经济新产业、新引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实现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未来一个时期扩大内需的重要背景，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应围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城乡居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目标，在地区协调发展中形成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其中，政府投资是关键的一环，尤其是在经济下行阶段，政府投资要发挥逆周期、跨周期调节作用。要加快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加强交通、能源、水利、农业现代化等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实现区域间物理距离和信息距离的互联互通，提高区域间人力、物力、资金、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流通效率。政府投资项目中更多采用本地化就业导向，吸纳更多劳动力，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同时引导和吸引本地化上下游产业增加供给，带动当地企业投资；反过来，本地化投资又带动更大规模的本地化就业、收入和消费。
在防范化解风险中实现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房地产、股市、地方债相互联动，是当前重点风险。房地产和股市对于居民来说，具有财富效应，对于企业来说是投资效应。同时两市也是经济的晴雨表，是市场主体预期的表征，而不论是企业投资还是居民消费都是预期的函数，需要尽快提振两市，阻断螺旋下行的自我实现预言。资本市场活跃和房地产稳步发展有助于增加居民财富效应拉动消费，进而带动企业生产和投资。有数据统计显示，中国城市居民的房地产债务占家庭收入比重达到137.9%，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96%，中国居民家庭房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例平均为75.7%，足见房地产对于家庭的重要性。而且房地产关系60多个行业、关系几千万人就业，稳楼市有助于稳经济、稳就业。此外，房地产对于化解地方债务也具有积极作用，房企回款有多余资金，可以继续投资，恢复土地财政，缓解地方债务压力。
本文部分内容刊载于2023年12月26日解放日报观点版
作者：邸俊鹏，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