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恩桢常说：“上海是海，不仅是经济理论研究所需养料取之不尽的广阔海洋，还是经济实践的海洋。”
立足于上海，他的研究一次次踏准改革开放45年来的热点问题、重点领域。从国企改革到“温州模式”，从浦东开发开放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聆听他的人生故事，犹如展开一页页难忘的改革开放史。
——不是一般的读，而是“啃”
周末周刊：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是一所具有历史底蕴的研究机构，名人多、大师多。您的一路成长可以说见证了经济所的发展历程。
袁恩桢：我是1960年4月进所工作的，能与经济所一起成长是我的荣幸。我们所成立于1956年，最早叫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1958年，经济所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
周末周刊：还记得进所时的情形吗？
袁恩桢：经济所一开始位于陕西北路186号。这是一栋靠近南京西路的花园洋房，原为荣宗敬的家产。底层有宽大的华丽大厅，五彩玻璃的顶棚彩灯闪烁，是当年上海有名的私家舞厅。经济所的研究室多在三楼，政经、农经、财贸各室在朝南房间。
进所报到第一天，领导除了介绍所里的基本情况之外，还发给每人一本红皮书，名为《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求大家细读此书。可见社科院的气质一向是紧跟现实、紧跟政策的，不同于高校科研机构。
之后，所里还要求新进人员学点经济学的基础知识，选读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为此，我特意到南京路新华书店去了一趟。加上有通晓英、德、俄、日四国语言的褚葆一先生辅导，差不多花了一个月时间才读完此书，基本了解了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的基本轮廓。
不久，我被分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研究室老中青研究人员济济一堂，主任为雍文远，成员有沈志远、王惟中等。1961年，研究所提倡“师傅带徒弟”模式，我归沈志远指导。
周末周刊：在经济所网站上，可以看到很醒目的“沈志远学术讲坛”栏目。沈老是个怎样的人？他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袁恩桢：沈先生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中科院学部委员，开国大典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去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读研究生。回国后，在暨南大学、北平大学、西北大学等大学任教，是民盟的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他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20世纪30年代写下的《新经济学大纲》蜚声全国。
沈先生带我的那段时间正在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课题，相关材料的收集工作就交给了我这个新兵。那半年时间，我每天泡在院部的报刊阅览室，从《经济问题》等俄文杂志、《经济学译丛》等中文杂志中查找相关资料，逐渐掌握了研究工作的一些基本方法，包括资料怎么收集运用、怎么整理以及思路怎么理顺。
周末周刊：除了沈老，还有哪些名人大家让您印象深刻？
袁恩桢：我进政治经济学研究室时，雍文远不过40岁出头，却能把一批棱角分明、各有所长的研究人员调处得浑然一体。他是中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主笔之一。这本教材的主笔还有姚耐、蒋学模等，个个都是大专家、大学者。
王惟中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可以开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现在这样“横跨两头”的学者不大有。他的讲课旁征博引、条理清晰、音色洪亮、慷慨激昂，极受学生欢迎。
周末周刊：您的研究方向是怎样确定的？
袁恩桢：我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应该说是时代的眷顾。进入研究室的第二年，我赶上了经济所为中青年研究人员举办的《资本论》学习班。为这个学习班配备的教师，除了所内的孙怀仁、汪旭庄等，还邀请到复旦大学漆琪生、厦门大学王亚南等。王亚南、郭大力所译的《资本论》是中文完整版的首译本。王亚南时任厦门大学校长，那段时间正好寓居上海。
老师们对《资本论》的讲解有简有繁、各呈风采，加上小组研究讨论、大组交流，一年下来三卷书上写满眉批，难句、难段解释与学习心得更是做了几本笔记。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读了，而是“啃”了。
周末周刊：为何会开办这个“豪华进阶班”？
袁恩桢：办这个班有一些特殊缘由。
1959年，一场全国性的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经济学界的第一次大聚会。会上，大家将京沪两地的经济所进行对照，总结了各自的特点，认为“北京经济所理论性强，上海经济所实践性好；北京经济所基础理论扎实，上海经济所长于调查研究”。这个评议对我们所来说是一个鞭策，促使所里下决心加强基础理论建设，特别是提高中青年研究人员的基础理论素养。
不过，对于这个学习班，也有人批评我们是“关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甚至指责所领导“只管业务，不管政治”。实际上，这个学习班对经济所中青年骨干提升理论水平、研究能力和政治素养相当有帮助。大家学得相当扎实，都感到学有所得、学能所用。
从我个人来说，这一年的学习可能比大学四年更为受用，让人深深意识到《资本论》中的理论对中国的现实经济是有用的。我后来许多文章的灵感都来自那一年的学习。
——研究工作要为现实服务
周末周刊：197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建制，您重返工作岗位，是否格外兴奋？
袁恩桢：1978年初，我重回经济所并继续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工作。重回社科院后，一股强劲的力量驱使我在科研上全力奋发，把丢失的时间抓回来。
我的第一个项目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约稿的《价值、价格、市场》一书。尽管只是4万余字的一本小册子，但作为恢复科研后的第一个成果，我还是相当满意的。
在我的文集里，还收有一篇文章《为什么要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之后，全国经济理论界的又一次大讨论。一天，报社理论部的同志约我写一篇文章，要得相当急。我上午拿到题目，下午在单位里找材料，晚上回家就开始写。当时没电脑，只能手写，也没打草稿，写到大概凌晨4时多。天一亮，这篇七八千字的文章送往编辑手中，第二天就见报了。当时就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希望能为改革开放做点工作。
有一段时间，我在报刊上发了不少文章，甚至出现了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日刊出两篇文章的情形。印象中，其中不少触及时弊乃至争议。
比如，《评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批评了忽视人民福利的观念与情况，《从味精降价谈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竞争》注意到了“苏浙地区味精厂以每50克8角价格打入上海市场，使上海味精固守1元计划价难以应付”的情况。
周末周刊：作为研究者，您为何热衷于给报纸撰文？
袁恩桢：研究不只是学术圈里的事，研究工作还是要为现实服务。特别是经济研究，它的实用性很强，所以要更好地去表达，让所有人看得懂。给报社撰稿，对写作者而言，关键是要有知识积累，要有自己的观点，还要有一种激情。
从写作到研究，我经常提醒自己，要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若即”，就是要深入实际；“若离”，就是融入实际后，又能跳出来独立思考问题。如果只有对实际简单描绘而没有理论升华，那要研究者何用？
回过头来看，认认真真写文章、做学问，于我的成长是极为有益的，也为我1987年跳过副研究员、破格升为研究员打下了基础。
周末周刊：您的成名作是《社会必要产品论》。它的出版有何故事？
袁恩桢：1985年，这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雍文远为主编，我是副主编。之后，它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
记得1983年春节后，全国“六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经济学科组的初次会议由董辅礽主持，并宣读了拟定的各课题承担者名单。其中，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题承担者中，并无我们所的名字。我就在会上力陈理由，得到了与会专家的普遍关注与理解。在之后的会议上，主持人宣布调整部分入围者名单。
政治经济学课题列入国家规划后，雍文远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主要力量都投了上去。经过多次讨论，我们达成的共识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得从商品开始，商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
同时，为吸取改革开放现实的灵感，课题组成员特意去南北各地调查，去北京听取决策部门意见，去深圳、广州感受改革之熏风。在深圳，有人还专门购买了一些来自香港的二手服装，回来给我们看。服装款式之新颖、颜色之鲜丽与内地的黑、灰、蓝色的陈旧制式形成鲜明对照，让我们再次感触到僵化体制压抑了爱美之心，从这一点来说也是非改不可。
现在看来，《社会必要产品论》所提出的创新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仍然蕴含着时代价值。
——理论在实践过程中产生
周末周刊：您似乎特别注重实地调研？
袁恩桢：改革开放后，独立思考的空间变大了，总感觉有一股力量推着我到处走、到处看，掌握大量的一手材料。不光是我，我身边许多专家学者也热衷于实地调查。今天了解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很多就是从当年的调查中慢慢摸索出来的。
周末周刊：您是较早考察和总结“温州模式”的研究者。在当时的温州，你们看到了怎样的景象？
袁恩桢：1986年春节前夕，因已完成《社会必要产品论》这个大项目，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开始考虑新的课题。当时，温州经济发展出色但争议不绝，我提议能否研究温州经济问题，获得全室一致同意。之后，就组建以我为首的10人课题小组。2月下旬，课题启动。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调研。在争议与压力之下，温州的政府官员、企业家都希望我们这批“外来和尚”讲一点公道话，所以欣然接受我们的要求，无论是找人还是要资料，一律敞开方便之门。
课题组人员在调查中有分有合，先是集中听体改办、计委等综合部门介绍温州经济的总体情况，然后分组前往工商、财税、商会等机构搜集资料，更多的精力则用于深入各县调查了解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发展面貌大变，“遍地开花”的农村家庭工业更是让人耳目为之一新。乐清的几个村庄，多是三四十户人家，看到的却是家家起新楼，底楼为工场作坊，二楼是卧室客厅。“一家富，带一村；一村富，带一片”，走出了一条滚雪球式的发展之路。
当时的温州还初步形成了发达的专业市场。以永嘉桥头纽扣、乐清柳市低压电器等十大专业市场为首的400余个专业市场，加上10万余名跑到全国各地的购销员，组成了温州商品的庞大市场网络体系。仅一个桥头纽扣市场，就占据了全国成衣业40%多的纽扣交易量。那“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的温州购销员，竟能直闯洛阳牡丹花会筹委会，拿出当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塑印花会券，立即被花会筹委会接受。
温州不仅商品专业市场极其发达，要素市场也发展迅速：国有企业用剩的废旧料大量汇集于温州，构成了原材料市场；星期日工程师、退休技师从上海等地过来，壮大了人才与技术市场。我们在劳动力市场稍作停留，就迅速被视为外地来的农民工，得到企业主的当场约谈。
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那就是别具一格的发达交通。招手即至、通行于乡镇间的众多小厢车，是温州农村的一大特色。当时，全国的多数农村都没有如此便利的交通条件。城乡差别，也多是讲“城富于乡”，但温州是“乡富于城”。
这次调研历时一个月。回上海后，我们既在信息交流会上向社会发布“温州模式”的考察信息，又为多家报刊提供了考察报告与随见，最后还写成一本当时最完整研究“温州模式”的专著，可以说把社会影响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周末周刊：您还是一名“老浦东”。浦东开发开放之于您，是不是有别样的感触？
袁恩桢：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把家迁至浦东洪山路。那时，浦东开发开放刚拉开序幕，“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观念与氛围仍存。因缘际会之下，我因拆迁搬家而成为浦东居民。
浦东开发“只争朝夕”的飙速，一度使它成为全世界脚手架最密集的工地。当年去浦东看房，杨高路上一路畅通、车辆稀少，尚无红绿灯之阻，现在完全不同了。有老同志擅长绘制地图，但总是赶不上趟，以至于那些年一年多就得重绘一张浦东新区图。还有一位“用镜头守望陆家嘴”的摄影师，坚持用镜头做浦东变迁的记录者，也常感慨：一不小心就会错过历史性场景。
周末周刊：工作中，您又是怎样参与浦东开发开放的？
袁恩桢：1990年，基于我对浦东情况的了解，我写下了《浦东开发中的八大关系》一文，谈到新区开发必然会碰到许多矛盾，亟须处理不少关系，特别是浦东与浦西、外资与内资、筑巢与引凤的关系等。2001年，我进一步提出浦东开发的八大经济效应，从国家战略、经济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原则、微观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观察与总结。
在浦东开发开放研究上，上海社会科学院也是出了很大力的。早在1983年，在北京召开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会上，部门经济研究所陈敏之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与经济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列入规划项目。回沪后，陈敏之着力运作，不仅依靠所内力量，还通过研讨会形式，动员市内外力量甚至国外学者参与。这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式研究。
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城市区位变化等。在城市区位变化研究中，一个共同的观点是，浦西老城区已难以承载上海产业结构变革的要求。于是，构造新上海的“南下、北上、东进”等观点和方案一一提了出来。比较之下，多数人还是倾向于东进方案，即开发浦东。对照世界各国的大城市，没有像当时上海那样，一江之隔的两岸经济落差如此之大。这一江之隔的浦东，恰恰能提供发展条件好、投资效益大的开发新区。
周末周刊：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您也倾注了很多精力。
袁恩桢：是的，我多次撰文分析与建言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区域化，是世界经济发展中并行不悖的两大潮流。浦东开发开放为长三角的互融与发展提供了一个重大契机。当时，中央给浦东与上海的定位是国际金融、贸易、经济中心以及长江流域发展的龙头。我理解，上海要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首先是成为长三角的经济中心。
经济中心更多是一个经济概念，是传统城市概念的发展与深化，即能把区域内众多城市凝聚成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上海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中的中心地位，不能是行政命令的结果，而只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
其实，上海发挥经济中心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江苏昆山的经济高速发展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昆山与上海的嘉定、青浦接壤，原来没有什么工业基础。昆山发展的第一个机遇，是把一大批来自上海的科技人员网罗在自己的麾下，让英雄有用武之地。早年，昆山对外招商打出的一个口号就是：“我们的机场是虹桥机场，我们的口岸是黄浦江口岸。”昆山抓住的是与上海体制差、层次差、区域近的发展机遇，这当然是中心城市辐射作用的具体体现。
如今，上海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使上海真正成为长三角的上海、全国的上海、世界的上海。新形势下，尤其要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在打造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国际大都市上下更大力气。
周末周刊：回顾您多年来的治学研究，能感觉到您始终非常重视实践，紧跟时代步伐，把所思所想毫无保留地交给社会。
袁恩桢：经济理论有个特点——随机性，所以从书本到书本肯定不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要推出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只能在改革实践过程中研究产生。
对于我的治学成果，我不可能完全满意。但应该讲我是尽我的力了。我一直讲，社会给我的比我付出的更多。从这个角度讲，我很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