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中国式现代化与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研讨会在浦东新区区委党校召开
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上海浦东揭牌，由此开启了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如今，全国范围内已设立21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302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中，近一半源自于上海首创或同步先行先试。
回首十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有哪些经验与成效，又面临怎样的瓶颈与挑战？10月19日，中国式现代化与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研讨会在浦东新区区委党校召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娣分享了《上海自贸区十周年回顾与展望》。
张晓娣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经验总结为四点：建立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初步形成了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的市场准入方式；建立符合高标准贸易便利化规则的贸易监管制度，初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口岸监管服务模式；建立适应更加开放环境和有防范风险的金融创新制度，初步形成了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建立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重点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初步形成放管服一体化的体系。
以投资管理制度为例，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定并发布全国首份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并初步建立了“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管理理念。到2020年，中国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至30条，同时《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规定，自由贸易港外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缩减至27条。
除了负面清单，上海自贸试验区还先后争取了2批54项扩大开放特别措施，其中服务业开放措施37项，制造业、建筑业等开放措施17项。上海自贸试验区诞生了很多项“外资第一家”。
在境外投资管理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也从原来的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办结时间从原来的3-6个月缩短为3天，大大便利了中国企业“走出去”。2014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境外投资服务平台”。
十年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取得了丰硕的发展成果，许多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但也存在瓶颈和不足。
张晓娣认为，第一，上海自贸试验区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仍需提高。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度还相对不足，在市场准入之后，外资企业在自贸试验区还面临“准营”的问题，即“大门已开、小门未开”。金融开放措施落地也不够，2019年以来，国内外的众多不确定性使得金融风险防控成为宏观经济“三大战役”之一，在此背景下，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开放受到约束是必然的，但对于未来金融开放后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也远远没有做好准备。
第二，上海自贸试验区亟须从便利化向自由化提升。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还没有达到“一线放开”的程度，海关实施的账册管理、逐票统计还处在逐渐向自律监管、信息自动汇总过渡的阶段，一体化信息管理服务平台还在完善，还未能实现自由进出。此外，还需要争取国家相关部门支持，探索进一步减少市场准入的禁止和限制性特别管理措施，进一步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力度，比如在电信、保险、证券、科研和技术服务、教育、卫生等重点领域，可以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放宽注册资本、投资方式等限制。
第三，制度创新的系统集成仍需进一步提高。从国务院发布的进行复制推广的前几批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来看，绝大多数都是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工商总局、税务总局、交通运输部等单部门负责，很少有多部门共同负责的复制推广经验。虽然单个监管模式的改进、程序或流程的完善，确实经过了上海自贸试验区和其他自贸试验区积极的沟通和争取、反复的协调，突破实属不易，但仍然只是局部、环节上的改进，仍然只是制度创新的“珍珠”，而非“项链”。
针对上述问题，张晓娣提出了上海自贸试验区持续改革创新发展的主要方向，包括：持续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创造经验，继续开展更深层次的改革，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推进制度集成创新和科技创新；协调自贸试验区发展和其他战略的关系；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吸引全球优秀企业集聚；建成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深化与“五个中心”发展联动；全面对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