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全民健康的新视角来深入研究健康的经济增长效应。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少儿、成人和老人三个阶段健康水平在内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阐明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健康具有不同的作用路径，存在方向各异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研究表明早年生命周期健康投入能够促进增长，实现健康与增长的双赢。晚年生命周期健康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进步方向，保障存活质量下的老年人寿命延长将促进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文章的研究结论对高质量经济增长下实现健康战略落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1)评估健康与增长的动态关系，要考虑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健康的差异化作用路径。(2)从单一关注晚年生命周期健康医疗到早期生命周期健康。预防与晚年生命周期健康医疗并举。(3)老年健康不仅要关注寿命延长，更要重视健康寿命的延长。
1背景介绍与本文工作
中国把人民健康始终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但健康发展离不开经济增长的支持与保障。从历史的经验数据来看，人民健康水平越高的国家，往往具有更高的人均GDP水平，而人民健康水平低的国家，其往往陷入贫困陷阱之中。那么，如何实现健康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保障健康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有必要深入理解健康的价值，更好地推动人类发展进程。
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在以下方面进行推进：首先，本文从全生命周期历程的视角来探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和效应。其次，本文不仅分析了全生命周期健康三个阶段对经济增长条件期望的影响，也对其整个分布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本文在解决健康的内生性时，使用百白破、卡介苗、麻疹、乙肝及脊髓灰质炎五类疫苗的普及计划构造新工具变量。疫苗工具变量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统计检验上看，均是一类非常合理且有效的工具变量，这有效克服了工具变量不足的问题。本文研究表明早年生命周期健康能够促进增长，实现健康与增长的双赢。晚年生命周期健康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进步方向。存活年限的增加会抑制人力资本投资，减缓增长;而存活质量的提升将促进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增长。本文的研究结论对高质量经济增长下实现健康战略落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从单一关注晚年生命周期健康医疗到早期生命周期健康预防与晚年生命周期健康医疗并举；老年健康不仅要关注寿命延长，更要重视健康寿命的延长。
2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
（1）理论表明少儿健康通过调整储蓄-教育比例，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替代效应与正向的收入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国家少儿健康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且在发达国家中，其净效应最强，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相对较高。但少儿健康水平改善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影响却为负。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系数非常的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拉动，死亡率的下降将会减少人均的物质资本拥有量，从而减缓经济的增速。
（2）成人健康通过改变期望劳动时间，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收入效应。成人健康水平的提高会增加期望劳动时间，提高收入水平，从而在储蓄-教育比例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人均人力资本拥有量，促进经济增长。实证结果与理论相一致。
（3）理论表明老人健康通过储蓄-教育比例调整和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量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收入效应和正向的替代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老人健康水平的提高抑制了经济增长，而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而言，其结论恰好相反。这是因为老人健康主要影响储蓄，而储蓄的回报率取决于物质资本产出弹性系数的大小，对于多数国家，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优化，物质资本产出弹性系数趋于下降，从而降低了储蓄的回报。尽管老人预期寿命的延长对经济增长带来负向效应，但健康预期寿命占比的提高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
（4）文章验证了全生命周期各阶段健康对人力资本增长率的当期影响和代际影响。机制验证结论与实证和理论均相一致。少儿和成人健康对人力资本增长率具有短期和代际的正向效应，而老人健康对人力资本增长率仅具有短期的负向效应，代际效应不显著。机制验证结果表明理论模型构建的合理性。
3启示与建议
（1）在分析评估平均寿命的增长效应时，需首要厘清平均寿命的主要贡献来源，究竟是少儿死亡率下降驱动型的预期寿命延长，还是老人死亡率下降驱动型的预期寿命延长。因为，不同年龄段死亡率下降驱动的路径及作用程度均存在差异。
（2）要从全生命周期来对待健康战略，特别是前半段生命周期的健康质量。要促进早期寿命周期健康的预防与晚年生命周期健康的医疗并举。早期的健康预防不仅能够促进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健康与增长的双赢。
（3）对于老年人的健康，不仅仅要关注存活年限，更要关注存活的质量。寿命的延长虽然阻碍经济的增长，但健康寿命占比的提升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健康的存活时间越长，为老年医疗支出的储蓄比例下降，进一步地优化了全生命周期消费与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本文作者：刘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发表于《上海经济研究》2023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