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文题目：《中国三大产业间要素配置效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2023年10月发表于SCI二区期刊《PLoS ONE》
内容摘要：本文度量了2002-2019年中国各省三大产业间要素错配程度，重点分析了三大产业间要素配置效率变动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各省三大产业间存在较为严重的要素错配。从细分要素来看，中国各省三大产业间要素错配主要是由劳动错配引致。要素错配在区域间呈现先收敛后发散的变化趋势。②中国各省三大产业间要素错配对不同维度的收入差距解释力存在较强异质性。其中，纠正中国各省三大产业间总要素错配仅能够缩小三产内部收入差距，对一产和二产内部收入差距反而有扩大作用。③ 纠正三大产业间总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错配对产业间和省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先缩小后扩大的变化趋势。④进一步研究发现，尽管中国省间要素错配水平显著低于各省内部三大产业间要素错配平均水平，但是其对省间收入差距的解释力更强。纠正省间要素总错配和劳动错配能够显著缩小中国省间收入差距，2019年纠正省间要素总错配和劳动错配可以分别使省间收入差距缩小51.48%和81.68%。仅纠正省间资本错配则会扩大省间收入差距，2019年仅纠正省间资本错配会使省间收入差距扩大112.21%。
关键词：要素错配；全要素生产率；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双循环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并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在新发展阶段背景下，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将逐步从重视经济规模的“高增速”转到提高效率和质量上来，即需要从过去粗放式的要素投入型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经济转变（蔡昉，2013）。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要求必须防止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就前者而言，提升经济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通过纠正要素结构性错配，提升要素结构性配置效率来实现。根据以往研究文献，中国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将越来越依赖要素结构性配置效率的改善（杨汝岱，2015）。就后者而言，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重新流动配置，使得要素由低效率部门顺利流向高效率部门，进而改变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与边际收益，而这必然又会对不同部门内部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由此引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便是，纠正中国不同维度的结构性要素错配，在提升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究竟对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何种影响？纠正不同维度的结构性要素错配，能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缩小收入差距、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双赢目标？对上述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对我国未来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纠正要素配置扭曲与打造公平正义的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根据Banerjee and Moll（2010）的定义，“要素错配”（或者“资源错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参与经济活动的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或中观经济部门之间的分配未能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实现产出最大化，即内涵型要素错配；二是指经济主体的动态更替处于无效状态，即低效率主体不退出市场或者无法退出市场导致其无效率地占有生产要素，而高效率主体无法进入市场，最终导致经济活动中的低效率主体比重过多而高效率市场主体比重过低，这又被成为外延型要素错配（Restuccia and Rogerson，2013）。上述两类要素错配均会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和总产出的损失。而内涵型资源错配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多维度结构性特征，其中，产业结构失衡、所有制歧视及区域间市场分割是导致我国资源配置扭曲的三大重要结构性因素。就产业间扭曲而言，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基于Aoki模型（Aoki，2009）的分析指出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间的扭曲配置导致TFP损失了2%-18%；陈永伟和胡伟民（2011）基于Aoki模型的分析指出我国制造业内部子行业间的扭曲导致产出损失了15%；然而韩剑和郑秋玲（2014）基于HK模型（Hsieh & Klenow，2009）的分析却指出制造业内部子行业间的要素配置扭曲仅导致TFP损失了4.72%。就地区间的扭曲而言，Brandt et al.（2012）基于扩展的HK模型的分析指出省间要素配置扭曲导致TFP损失了8%（简称BTZ模型），靳来群（2018）综合HK模型和BTZ模型测算发现我国省际资源错配导致TFP 年均损失9. 71%；就所有制结构扭曲而言，陈诗一（2017）基于DSGE模型的测算指出，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要素配置扭曲导致TFP损失了19%，靳来群等（2015）基于HK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企业数据分析发现所有制歧视导致TFP损失200%；而张天华和张少华（2016）基于HK模型的分析指出所有制差异下的要素配置扭曲仅导致TFP损失了7.4%。
综上所述，要素错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成为解释地区之间或者国别之间发展差距的重要工具（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所谓地区发展差距，一般是指经济总量（GDP）或者人均GDP存在显著差异，而人均GDP差异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即要素错配显然具有显著的收入分配效应。既有研究对要素错配的收入分配效应问题已经开始有所涉及，但并未全面深入。蔡昉等（2001）研究发现，中国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显著差异是导致中国地区间效率差异和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赖文燕（2012）研究认为，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错配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吴传俭（2016）同样从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地区反贫困视角展开分析，认为要素错配导致社会产品总量不足，同时，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社会总产品在分配环节无法实现城乡之间的公平分配，这是农村地区贫困人口集聚的重要原因。杨志才和柏培文（2017）通过构建二元经济模型实证考察二元经济要素错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2010年二元经济要素错配能够解释中国省份间以及农业部门内部收入差距的15.7%和25.1%。刘贯春等（2017）考察要素错配对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影响，发现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要素错配和要素禀赋分别可以解释区域非平衡发展的56.5%、30.7%和12.8%。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关于要素错配测算模型构建与定量评估的相关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根据既有研究结果，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多维度的结构性要素错配问题。与此同时，有部分研究已经开始将要素错配研究扩展至收入分配领域，但是既有研究大多从城乡二元经济要素错配视角考察其收入分配效应，产业间要素错配的收入分配效应问题涉及较少；且既有研究所涉及的收入差距问题大多以区域间或者城乡间收入差距为主，对要素错配对不同维度收入差距（产业间、产业内部、区域间、区域内）的影响缺乏在统一研究框架下的完整比较分析。因此，有必要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其他维度的要素错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问题开展扩展性研究，以期更为全面考察和理解中国多维度结构性要素错配的收入分配效应问题。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度量了2002-2019年中国各省三大产业间要素错配程度，重点分析了三大产业间要素配置效率变动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各省三大产业间存在较为严重的要素错配，尽管要素错配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是截至2019年，中国各省三大产业间要素错配均值仍然高达22.53%。从细分要素来看，中国各省三大产业间要素错配主要是由劳动错配引致，2002-2019年间，劳动错配对中国各省三大产业间要素总错配的年均贡献度高达80.24%。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西部地区省份要素错配更为严重，东北地区要素错配快速缓解。各省总错配的方差和变异系数均以2011年为拐点呈U形变化结构，即在2011年之前，中国各省三大产业间总错配存在收敛趋势，但是在2011年之后则呈现逆收敛趋势。②中国各省三大产业间要素错配对不同维度的收入差距解释力存在较强异质性。其中，纠正中国各省三大产业间总要素错配仅能够缩小三产内部收入差距，且对其解释力不高，2019年三大产业间要素总错配仅能够解释第三产业内部收入差距的8.53%，纠正中国各省三大产业间总要素错配对一产和二产内部收入差距反而有扩大作用。纠正劳动错配能够显著缩小二、三产业内部收入差距，对一产内部收入差距有扩大作用。截至2019年，一产、二产和三产内部收入差距S值分别为3.4982、0.8202和0.7936，即2019年纠正劳动错配可以使二产和三产内部收入差距分别缩小17.98%和20.64%，使得第一产业内部收入差距扩大249.82%。仅纠正资本错配对一、二、三产内部收入差距均有扩大作用。③ 纠正三大产业间总错配对产业间和省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分别以2013和2017年为界，在2013和2017年前分别能够显著缩小产业间和省份间收入差距，但是在2013年之后，其对产业间收入差距呈扩大作用，在2017年之后，其对省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也由缩小变为扩大。仅纠正劳动错配和资本错配对产业间和省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样呈先缩小后扩大的变化趋势。④进一步研究发现，尽管中国省间要素错配水平显著低于各省内部三大产业间要素错配平均水平，但是其对省间收入差距的解释力更强。纠正省间要素总错配和劳动错配能够显著缩小中国省间收入差距，2019年纠正省间要素总错配和劳动错配可以分别使省间收入差距缩小51.48%和81.68%。仅纠正省间资本错配则会扩大省间收入差距，2019年纠正省间资本错配会使省间收入差距扩大112.21%。
根据上述主要研究结论，本文从要素流动视角提出对策建议如下：
一是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数字化、现代化水平，加大对农业生产技术改造的资金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向农业领域倾斜，提升农业资本密集度。建议进一步完善支农惠农金融政策法规，鼓励和引导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等加大对农业生产技术机械化、数字化改造项目的支持力度，发挥“金融造血”功能缓解农业资本要素投入不足困境。
二是努力化解第三产业未来就业方向与当前存在劳动力配置短缺的矛盾。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速度持续加速，未来第三产业仍将是我国经济的突出增长点和提供就业岗位的重要产业领域。根据本文测算，各省第三产业普遍存在劳动要素投入不足的困境。因此，建议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行业，提升第三产业对劳动就业的吸纳能力。此外，需充分发挥消费互联网企业的社会分工作用（田鸽和张勋，2022），引导农业农村低技能冗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内部的低技能行业部门转移，以实现更为有效的社会分工结果与要素配置效率。
三是以纠正劳动力错配为主攻方向的同时，也要关注资本要素的合理流动配置，以期发挥多元要素优化配置叠加效应，提升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本文研究显示，仅纠正资本错配或仅纠正劳动错配，其对产业内、产业间和区域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显著弱于纠正总错配的缩小作用。因此，尽管中国各省三大产业间要素错配主要由劳动错配引致，但是在纠正要素错配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过程中，也不应忽略纠正资本错配的重要意义。
四是通过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加快推进要素市场一体化，推动生产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自由流动配置，以期达到有效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的目的。本文研究结论显示，各省内部各自为政进行区域内一体化和要素配置改善已经无法缩小中国省间和产业间收入差距，无法解决中国当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主要矛盾。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通过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推动生产要素打破省域行政边界，在更广阔空间范围内进行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这样才能在纠正生产要素配置扭曲的同时，加快打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实现公平正义收入分配格局的“双赢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