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随着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就业问题逐渐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上市公司一直是促进全国就业的中坚力量。为探究不同规模上市公司对就业贡献率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验证企业规模对于上市公司就业贡献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企业规模与就业贡献率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企业规模与就业贡献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对于就业贡献率的影响存在一个由促进作用转化为抑制作用的拐点。经过这一拐点之后，随着上市公司企业规模的扩大，就业贡献率会随之减少。在进一步考虑企业异质性之后，本文发现，对于高技术水平的上市公司，企业规模与就业贡献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存在，高技术水平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与就业贡献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上市公司；就业贡献率；企业规模；倒U型；技术水平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为统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充分保障民生，中共中央2020年召开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保”工作，并将“保居民就业”作为中央“六保”工作的首位部署，这既体现出中共中央对就业问题的重视，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目前我国就业形势的险峻。数据显示，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就业增速也逐渐放缓。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稳定就业既是推动经济增长，又是维持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而稳定就业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企业的发展。如何稳定就业、提供高质量就业，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上市公司作为企业中的佼佼者，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因此本文从上市公司就业贡献率的角度，来探讨上市公司对整体就业的影响，旨在提升上市公司的就业贡献率，达到稳定就业的目的。
从1990年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开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上司公司规模扩张给企业所在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因而相比于企业内部的经营效率，上市公司在促进地方整体经济环境、就业等方面的贡献率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点关注。关于上市公司的就业人数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整体就业的增长，以往研究较少涉猎。已有研究基本上以宏观的经济环境或者企业微观主体为主，着眼于某一主体上市公司的就业增长，较少有学者探究上市公司的就业增长对宏观整体就业增长的贡献率，即上市公司的就业人数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全国整体就业人数的增长。上市公司作为推动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公司规模对就业贡献率的影响如何，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存在企业科技水平异质性？本文旨在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所有制、企业所在行业等因素都会对其就业吸纳能力产生影响。企业的内部经营状况也会影响就业增长，比如张爱萍、胡奕明等人（2021）认为一些资产负债率高、盈利能力丧失、生产力低下的僵尸企业在就业方面做出的贡献比经营状况正常的企业显著较少。关于企业就业数量的增长和企业规模的关系，最早广为人知的理论是John Sutton（1997）提出的企业规模分布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企业的增长率和初始规模没有关系。但后续的大部学者研究发现，企业对就业的创造和规模是具有一定的数量关系的，但是企业规模对就业的增长的贡献的证据一直以来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早期研究较多支持小型企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观点。比如Birch(1981)认为，公司的就业岗位创造与企业规模成反比。Davis（1996）等人指出了这种看法背后的统计与测量陷阱，他们通过计算两期企业规模的均值来定义企业规模，对美国制造业的企业规模和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之后仍有一些学者通过平均法测度企业规模，其中Neumark等人（2011）考察了整体经济以及不同部门的证据，发现相比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对于就业机会的创造性更强，虽然整体上的差异小于Birch（1981）的研究结论，但是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在服务业部门中，企业规模和净就业创造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负相关关系。Nkwor等人（2019）的研究也对这一负向关系做出了说明。赵珍（2008）认为，规模较小的企业资产有机构成较低，在投资相同的情况下，规模越小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但曾庆生等人（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规模的扩大对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研究企业规模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学者因研究方法和控制变量的选择不同而得到不同研究结论。Haltiwanger等（2013）认为，在对企业的就业增长和企业规模的关系进行探讨时，以往的研究忽略了企业的年龄对就业增长的贡献。一般来说，初创企业和年轻企业的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而新公司的企业规模往往较小，所以很多研究得出了小企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结论，但当他对企业年龄进行控制时，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度和企业规模之间就不存在确切的关系。Fredrik等人(2018)对瑞典企业的规模、年龄以及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企业年龄小的小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净就业，企业年龄大的大型企业贡献了更多的生产力。Lawless(2014)认为就业的增长受不同企业规模群体的影响，年轻企业的就业增长和企业规模呈反比，而二者之间的显著关系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大而下降。因此，他认为当公司越过启动阶段之后，就业的增长和企业规模之间相互独立。张天华（2021）对不同规模的企业的增长性进行研究，发现即使表面上规模较小的企业的增长速度较快，但是考虑到退市频率、企业年龄等的影响，规模较小的企业会面临很多的就业增长陷阱，这与企业所在的行业、企业所有制以及企业规模歧视有关。Yao Wang(2016)调查研究了影响发展中国家就业创造的因素，发现中小企业的就业贡献很高，但是存在内部及外部的因素阻碍了企业的成长性，包括融资、税收、竞争等因素。
在政策层面制定促进上市公司就业增长的财政政策时，政策对企业规模的上市公司在就业创造方面的差异性也产生影响。比如在税收政策层面，冯海波（2019）认为不同规模的上市公司的增长速度对税收负担的反应程度不同，规模较小的上市公司受到的抑制作用较强，但是中型上市公司的企业活跃度并不会显著降低，冯海波（2020）发现税收负担也会对上市公司企业规模对就业增加的贡献度产生影响，税收负担会抑制中小型上市公司的就业吸纳，同时这种抑制作用存在行业的异质性，减税政策对于规模较小的上市公司的就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肯定了减税对于规模较小的上市公司就业贡献率增长的调节作用，Hurst等(2011)认为小企业没有扩大劳动力规模的动机，国家的税收激励反而会影响税收政策的公平性。吉黎（2022）认为只有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才能通过国家的减税政策来扩大就业。
从以上对文献的总结也可以看出，从企业规模维度来探究就业问题的影响因素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不同的衡量方式及控制变量的选择都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多数文献对就业变量的研究仅着眼于企业的微观视角，探究企业规模对企业就业创造、岗位雇佣等的影响。本文将上市公司的就业增长与全国的就业增长作为一个整体，探究上市公司规模对上市公司就业贡献率的影响。研究得出上市公司的就业贡献率与企业规模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这与以往大多数研究得出的上市公司就业水平与企业规模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的结论不同，且研究表明存在企业科技水平异质性，是本文的理论贡献和创新之处。
（二）研究假设
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会对就业贡献率产生促进作用。一方面，从上市公司的角度出发，在上市公司规模的增加往往意味着上市公司在向成熟迈进，上市公司对于劳动力扩张的需求会随着规模的增长而增加。在较小的规模基数上，公司需要逐步积累企业成长所需资本，积累资本的需求较大，其中就包括了人力资本。在上市初期，上市公司往往具有较为强烈的劳动力雇佣需求，劳动力扩张的需求处于上升阶段。另一方面，从市场上劳动力的角度出发，经济学家认为工作岗位和赚钱机会是吸引人口迁移的首要因素。相比于一些不成熟的小微企业，市场上劳动力也会更倾向于选择兼具成长性强和发展稳定成熟的企业进行就业。随着公司发展其规模得以稳定扩张，公司会迅速完善其组织架构、资本结构、发展战略和成长路径等事项，并且拥有更多的人事经费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会给劳动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张也会加快。因而在这一阶段，随着上市公司企业规模的扩张，就业贡献率也会逐渐增加。
Lawless(2014)认为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往往需要经过初创、发展、成熟阶段，初创企业往往比年长的企业拥有更强的活力。Haltiwanger等人（2013）也认为年轻企业对就业市场上工作岗位的净创造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本文参考Haltiwanger等人（2013）的研究，在探究企业规模对上市公司就业贡献率的影响时将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在加入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之后，可以保证就业增长完全来源于持续经营的上市公司，并且也控制了小型上市公司由于进入市场要求更低，加之国家对于初创企业的扶持政策所导致的进入频率超过退出频率所产生的就业的虚假净增加，也排除了上市时间较短与较小规模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重合度带来的影响。对规模较小的上市公司与年龄较小的上市公司做出了区分，排除了规模较小的上市公司由于年龄效应所带来的虚假就业增加。因而在这一阶段，规模较小的上市公司相较于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在促进就业方面不存在优势。
上市公司规模增加到一定程度也可能会对就业贡献率产生抑制作用。这是因为上市公司不会一直处于劳动力扩张阶段，成功存活的上市公司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劳动力扩张的需求会逐渐达到饱和，对于雇佣规模的扩张会逐步放缓直至减少，当上市公司进行内部流程优化时，甚至会发生裁员的现象。随着上市公司企业规模的增加，在已有资本的基础上，尤其是在上市公司扩张到一定规模之后，公司对其他资本的需求会超过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企业更倾向于进行设备更新，会对劳动力产生较大的替代作用，创造的岗位也会逐渐减少。因而企业规模的进一步增加会对上市公司的就业贡献率产生抑制作用。
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
假设1：在控制企业年龄之后，上市公司就业贡献率先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但在到达一定的规模之后，就业贡献率会随之减少，即上市公司的就业贡献率与企业规模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为进一步探究企业规模对上市公司就业贡献率所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增强结论的针对性与政策导向性，将上市公司分为低技术水平与高技术水平。第一，我国对高技术水平的上市公司实行的减税政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企业活力，促进企业的发展，更快催生劳动力需求。我国为了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一些孵化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等提供税收支持。同时从2018年开始逐步实施兼顾普惠性和结构性的减税政策。凯恩斯主义学派将税收作为调控宏观经济，解决失业问题的重要途经。Gurley-Calvez等(2008)认为降低边际税率可以增加创业活动的持续时间，进而增加就业。Xiaobing Shuai和Christine Chmura(2013)对实行所得税减税政策的州的就业状况同政策变化的州进行对比，发现企业所得税的降低对就业创造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解洪涛（2020）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研究发现得到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的劳动雇佣量得到了很大提高。第二，我国目前的全要素生产率还未得到充分的有效提升，技术水平的发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对于高科技型上市公司规模扩张还远未到饱和期。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经济的转型升级，我国产业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经济的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过程，对于高技术水平的上市公司来说，规模扩张引起的劳动力需求也会逐渐增大。同时，技术密集型上市公司的规模增长与快速发展也会扩大技术人才的就业渠道，进一步提高就业贡献率。企业规模的增加会对就业产生更加深远的积极影响。
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假设2：在控制上市公司技术水平后，对于高技术水平的上市公司而言，上市公司就业贡献率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即上市公司的就业贡献率与企业规模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就业是稳定国计民生的重要因素，而上市公司作为促进就业增长的中坚力量，对我国整体就业的增加起了巨大拉动作用。
第一，上市公司企业规模与就业贡献率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而是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一点和以往的研究是不同的。在上市公司企业规模较小的阶段，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就业贡献率会随之增大，但企业规模增大到某一程度后，企业规模的增加会对就业贡献率产生抑制作用。
第二，上市公司企业规模对于对就业贡献率的倒U型影响存在着技术水平的异质性。低技术水平的上市公司企业规模仍然对就业贡献率具有倒U型影响，但对于高技术水平的上市公司，这种倒U型关系不存在，不存在企业规模对就业贡献率产生抑制作用的拐点，企业规模与就业贡献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扩大上市公司作为就业引擎的作用，有效提高上市公司的就业贡献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大力扶持中小型上市公司发展，不断提升中小型上市公司的规模。中小型上市公司对于就业的促进潜力巨大，其就业贡献率处于倒U型的左边，政府应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中小型上市公司不断壮大规模，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利用其优势扩大就业贡献率。充分利用证券市场注册制改革的红利，推动更多的企业上市，因为在上市的一段时期内，上市公司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是逐步提升的；同时也要加大劣质上市公司的退市力度，这些劣质上市公司的就业的贡献率是逐步下降的。
第二，鼓励高技术水平的上市公司发展，不断提升高技术水平上市公司规模。对高技术水平上市公司给予政策激励，进一步优化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高技术水平上市公司的研发经费投入，引导其不断进行创新升级与技术迭代，不断扩大企业规模，提升其对就业的吸纳能力。
原文发表于《上海经济研究》2023年第7期，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