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处：
《财经问题研究》2024年第7期
作 者：
刘 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付 裕（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摘 要：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如何实现老有所养备受关注。本文将初育年龄引入含有生育数量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进行理论分析，从初育年龄和生育数量双维度选择视角出发，基于1998—2018年七轮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采用面板Logit模型实证检验父母生育行为对子女反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初育年龄不仅对代际资金支持有倒U型影响，还通过减少生育数量进一步弱化代际资金支持和代际照料支持。拥有社会养老保障和追求高质量老年生活分别对代际资金支持产生补偿效应和需求效应，进而减弱初育年龄推迟和生育数量减少对代际资金支持的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应从全生命周期视角构建家庭支持政策体系，鼓励家庭适龄、适度生育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生育与养老互促的正循环效应，从而实现生育提振和老有所养的双重目标，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施。
关键词：
父母生育行为；初育年龄；生育数量；子女反哺；全生命周期
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近年来，尽管中国养老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养老保障的第二、三支柱仍比较薄弱，“时间银行”等以服务换服务的自我养老范式尚未健全，家庭养老仍在各种养老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伴随着中国生育率的两次转变，一系列现实问题不断凸显。例如，育龄女性规模下降、初育年龄推迟、生育意愿不强、老年人与子女分居。这使得子女赡养父母的反哺式家庭代际向上支持功能受到严峻挑战。
为破解中国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难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生育政策和养老政策，以期通过助力家庭生育意愿释放和减轻赡养老人负担保证老年人老有所养。但值得注意的是，多元化的养老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需要以人口结构合理化为前提。因此，以提振生育来缓解家庭养老压力是较为有效的方式。目前，已有文献分别从生育行为的全生命周期影响、家庭养老的影响因素等视角对生育与养老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提供了一些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但仍待进一步拓展。一方面，现有关于生育行为对子女反哺影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生育数量的影响，忽视了初育年龄的影响，并且生育数量对子女反哺的影响尚未清晰。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子代反哺对子代生育的挤出效应，关于父母生育行为对缓解子代反哺压力和提高生育率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从初育年龄和生育数量双维度选择视角入手，构建理论和实证模型分析父母生育行为对子女反哺的影响，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施提供现实依据。
边际贡献：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基于全生命周期理论，同时从初育年龄和生育数量两个维度探究父母生育行为对子女反哺的影响，强调生育—养老全生命周期家庭规划的重要性，拓宽了现有研究的视角。第二，将初育年龄和生育数量引入含有代际资金支持和代际照料支持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从理论层面刻画父母生育行为对子女反哺的影响，在拓展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厘清父母生育行为与子女反哺之间的理论关系。第三，聚焦社会养老保障和老年生活质量，发现二者分别产生补偿效应和需求效应，这有利于减轻初育年龄推迟和生育数量减少对子女反哺的负向影响，进而提出社会养老保障和代际支持融合发展的重要性，并从提高老年生活质量的角度倡导家庭合理安排生育和养老资源，丰富了相关研究文献研究。
主要内容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含有初育年龄、生育数量和子女反哺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基于1998—2018年七轮CLHLS数据，采用面板Logit模型实证检验父母生育行为对子女反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初育年龄不仅对代际资金支持有倒U型影响，还通过减少生育数量进一步弱化代际资金支持和代际照料支持。初育年龄推迟会降低拥有社会养老保障的概率，生育数量分别对社会养老保障和老年生活质量有倒U型和正向影响，拥有社会养老保障和追求高质量老年生活分别对代际资金支持产生了补偿效应和需求效应，能够减弱初育年龄推迟和生育数量减少对代际资金支持的负向影响。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系统地看待生育与养老的关系，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助力养老回归家庭。从优化早期生育行为和倡导良好的子女反哺两个方面双管齐下，保证家庭作为养老第一责任主体的基础性功能。第二，加快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实现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互融合发展。既要重视家庭孝文化为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也要兼顾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平衡性。第三，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以高质量老年生活追求强化子女反哺意识。养老是民生之大计，老年人在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需求增加将会强化家庭养老功能，促进老年人需求与家庭养老间的协同，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