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30日，由民建浙江省委会主办，浙江海洋大学、民建浙江省舟山市工委、舟山博物馆和舟山发展联合会承办的“时代呼唤 历史回响——刘鸿生和中国企业家精神研讨系列活动”在浙江舟山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工商联、浙江海洋大学、宁波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院、舟山博物馆、《舟山日报》社和浙江报业集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或提交论文（资料）。
刘鸿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企业家，原籍浙江定海（今属舟山）。他于上世纪20年代初创办民族资本企业，到抗战前已在煤炭、火柴、水泥、毛纺等行业确立龙头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他热情投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极参加公私合营，1956年，企业资产排名全国二，仅次于荣家。改革开放以后，刘鸿生企业史料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成果丰硕，此次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尚属首届。与会学者围绕刘鸿生的历史地位和思想特点、刘鸿生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市场策略、刘鸿生爱国思想的学理价值、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及当下意义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历史地位和思想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武力研究员认为刘鸿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先驱和领军人物，他把刘鸿生的企业家精神概括为四点：坚持自强不息；善于学习创新；满腔爱国情怀；勇于自我革命。在他看来，刘鸿生的实业生涯跨越了两种社会形态，经历了新旧中国的更替，看到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他的奋斗和感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历史启示，如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首先要有国家安全的保障；政府的性质和作用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至关重要；要正确认识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虞和平研究员分析了刘鸿生创业人生的三个可贵之处：一是将爱国贯穿于一生；二是将爱国落实到行动；三是以爱国引领大众。在研讨中，有学者指出刘鸿生的思想中有着浙东文化的影响。不难看出，刘鸿生“将爱国落实到行动”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一脉相承的。
基于此，结合当下的经济形势和时代需要，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民建中央副秘书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蔡玲表示：刘鸿生先生是一位具有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杰出的民族工商业家，我们纪念刘鸿生先生，缅怀他爱国敬业、开拓创新、勇于担当、回馈社会的一生，有助于学习领会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思考如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她强调：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汲取先哲智慧，弘扬中国企业家精神，有利于提振企业家信心，发挥企业家的市场主体作用，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毫不动摇地发展壮大民营经济落在实处。
企业管理和市场竞争
在刘鸿生研究中，对其企业管理和市场竞争的分析向来是重点。在本次研讨会上，多位中青年学者运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还原具体的历史情境，揭示刘鸿生经营谋略的创新特点，发表了各自的最新成果。
宁波大学人文和传播学院张跃副研究员在《技术进步、人才使用与激励机制——以刘鸿生企业集团为中心》一文中写道：刘氏企业通过罗织和培养本国技术与管理人才队伍，并通过给予高薪报酬、职位升迁和职权扩大等方式，来激励技术和管理人才的不断进取与创新，并达到了较好的效果。刘氏企业聘用外籍技术人员“实难满意”，主要归因于刘鸿生及其企业对外籍技术人员不了解、外籍人员没有在中国发展自己事业的志愿以及“事前”商定的固定薪酬结构难以起到激励作用所致。从经济学的基本定理来看，高薪激励对中外人才的不同绩效，关键在于对二者的约束条件差异。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蒋宝麟教授在《特殊的银企关系：中国企业银行个案研究（1931-1949）》一文中写道：“刘鸿生创办中国企业银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调节各企业间的资金状况。从这一点来看，中企银行达到了部分的目的”，“由于该行资本规模和各企业的自身情况所限，此种调节的功能仍很有限”，“但若是将中国企业银行视为实业家刘鸿生对金融业的一项投资，从经营的角度来看，在应对数次政局变动和社会经济危机的方法上，该行又无疑是成功的”。这不同于以往研究中把中国企业银行的经营和刘鸿生其他企业的状况相提并论的做法。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方书生研究员和徐昂助理研究员在《近代中国火柴业市场结构的演化：以刘鸿生企业为中心》一文中发现，作为比较有代表性的民营经济部门，近代火柴业市场结构的演化并没有遵循完全竞争市场到垄断市场的自然演化过程。他们认为：中国近代以火柴业为代表的市场结构呈现的是一种非常态演化，形成了从完全竞争到垄断竞争以及市场终结的完整路径图，从中可以观窥不同阶段中多种类型市场结构的特征和绩效，为欧美原生型产业组织理论增添一组新的案例，丰富人们对相关产业组织理论的认识。西南民族大学历史学院卢征良副教授在《企业·行业·国家：近代中国民族水泥企业的反倾销路径》一文中强调：近代日本水泥业在中国市场的倾销行为，是一种日本政府支持下的有组织的对华经济侵略行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打击中国水泥工业、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正因为如此，中国民族水泥业的反倾销的任务也就变得更为艰巨。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民族企业在不公平竞争和压迫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抗争求得生存的问题。在严峻的形势下，近代中国水泥工商业者之所以能战胜日本同业的经济压迫并获取反倾销的胜利，是和民族产业本身市场竞争意识的增强及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用政权的力量维护近代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分不开的。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姚清铁和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陆兴隆合作撰写了《抗战时期火柴专卖事业及其影响——以刘鸿生为中心的分析》，他们认为。战时以刘鸿生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在夹缝中求生，刘鸿生与政府及外国资本合作以抵御外资火柴倾销，火柴厂内迁四川，建立中国火柴原料公司，解决关键原料断供问题，建立生产许可证制度与严格的质量标准，实行“统购统销”，凝聚着民营企业家在特殊环境中的生存智慧。他们的探讨体现了对历史人物“同情的理解”。
刘鸿生企业在1949年以后的情况，资料分散，论者不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赵晋副教授在《事、愿之间：刘鸿生在新中国初期的实业主张与企业命运》一文中认为：刘鸿生的实业主张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的建设目标存在差异，“在政府帮助下恢复暂时的经济困难、自由选择原材料、自由设厂，从而壮大实业，这是企业家的根本想法”，但是，这与政府有计划的规划产业布局、控制产销、限入奖出的外贸统制政策、推动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是不同的。赵晋的研究表明，一方是企业家个人的理性诉求，一方是国家层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略决策，二者的出发点不同，利益追求不同，出现事、愿之间的差异是难免的。好在刘鸿生具有中国企业家的胸怀和眼光，还有武力教授所说的“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刘氏企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互为印证的是，上海市工商联王昌范调研员在《心扉袒露：刘鸿生父子在<上海工商>发表文章的历史价值》一文中指出：“我们通过辑录，汇编刘鸿生父子在《上海工商》所发表的文章，可以沿着他们的心路历程，研究观察其中的精神世界，可以了解建国初期工商界上层人物如何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如何参加国家建设，如何看待自己的命运，掌握自己的命运，如何处理企业与个人的关系，如何理解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史料挖掘和研究深化
为了推进对刘鸿生企业和思想的研究，相关史料的保护、发现和利用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研究员在主旨演讲中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有的刘鸿生企业史料为例，分析了它们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她看来，“史料堆在仓库里、堆在资料室，如果不加以开发利用，那是最大的浪费，也是对当事人及捐赠者的不尊。史料只有不断地被开发利用、被研究挖掘，才能展示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越是珍贵的史料越是如此。”她希望通过研究院所和博物馆等单位的通力合作，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不断深化对刘鸿生等近代民族企业家及其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华明提交的论文是《刘鸿生对1930年代中国工业发展的认识——基于新史料<中国工业的一些重要问题>的发现》，他指出：刘鸿生《中国工业的一些重要问题》指出要推动劳资双方互助合作、互相谅解、力谋协调；企业要科学管理、细化分工、提高效能；中国工业发展应内求团结、外谋抵抗；社会安定中国工业才能更好发展。这篇文献反映出刘鸿生对社会经济的宏观层面有自己的见解，凸显了新资料的发现对深化刘鸿生研究的重要性。
与此相呼应，此次研讨会印发了由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陈明华副教授撰写的《刘鸿生年谱》，由宁波大学历史系孙善根教授等整理的《刘鸿生文录》《刘鸿生研究文献目录》等参考资料，希望为学术界的拓展研究提供助力。
研究以刘鸿生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爱国企业家，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更是讲好中国故事、走向现代文明的必需，与会者的聚焦、共鸣和期待也在于此。
宁波大学商帮经济与文化智能计算实验室研究员陈铨亚把刘鸿生定位于宁波帮从传统商人向企业家转型的标杆，在他看来，刘鸿生身上的企业家精神，体现在以下方面：1.追求企业内在价值提升；2.善于创新，采取高杠杆模式扩张企业版图；3.规则意识，自己要遵守规则，对方也要求遵守规则；4.分散风险；5.关怀社会。《舟山日报》原副总编辑来其在《试论刘鸿生与中国企业家精神》一文认为：鸿生一生奋斗所体现的中国企业家精神，在当今新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刘鸿生身上所体现的中国企业家爱国精神，是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紧密相连的，是与济世爱民的儒商情怀相一致的，是与争创一流、竞争合作的创业精神相协调的。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周孜正的《荣德生、刘鸿生企业家精神之创业精神比较研究》一文也涉及到研究对象的伦理道德层面，他提出：刘鸿生侧重的“自利”初心，是在做买办的过程中慢慢体会到的。他意识到，要想获得稳定、安全和长久的更多个人和民族“自利”，就必须要自己创办出中国人的企业。刘鸿生这种带有民族主义的、中国人自己的“自利”，是建立在打破洋人垄断，让煤炭商品进一步回归价值和价格的本质的基础上的，发展机器大工业，这对于当时中国的民族企业显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张洪鹏等人在《刘鸿生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内涵及其当代价值》一文中指出：“刘鸿生的企业家精神中，社会责任感占据了重要位置。他在经营企业的同时，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和社会救助，为社会和国家的进步贡献了力量。在今天，刘鸿生的社会责任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成为企业社会责任（CSR）的一部分。”“现代企业家可以从刘鸿生的精神中学习如何在商业发展中融入社会责任感，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舟山博物馆战国辉的论文也有这方面的阐述。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钟祥财在《论刘鸿生的爱国思想及其学理分析》一文中提出：伦理可以分为价值的和行为的两个层次。刘鸿生的爱国思想是一种价值伦理。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认同，在遭受外族侵略、经济压迫的情况下，爱国具有特殊的正当性和感召力。作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碰撞、融合和嬗变的产物，爱国在刘鸿生的心目中是超越物质的情感、信念、责任和追求，他的艰苦创业和公益奉献等行为都是对这一价值伦理的履职和走近。把刘鸿生的爱国思想定位于价值伦理，有助于深化对刘鸿生及其企业的学术研究，赋予刘鸿生一生奋斗以道德高度和逻辑力量，彰显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他在研讨会的小结中表示，此次研讨系列活动确定以“刘鸿生和中国企业家精神”为主题，是有特定含义的，作为一个新的概念，“中国企业家精神”是对经济学界已有的以创新为己任的企业家概念的丰富，即在诸多企业家禀赋的基础上嵌入了中国近代企业家特有的爱国情怀，从而为完整理解和科学评价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提供了一个空间更大、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无疑，刘鸿生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典型代表。这也是刘鸿生研究未来可期的魅力和意义所在。
张立宪等代表刘鸿生后人在研讨会上就相关问题谈了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