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农村经济》2022年第2期
摘要：我国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持续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本研究基于CHARLS数据，深入分析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对该群体保健消费的影响，并揭示了其健康异质性的特征。研究发现，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相较于健康状况较好的群体，在保健消费上展现出更高的支出水平，这反映出他们在“治未病”理念上的缺失。内生性的讨论和检验进一步增强了这一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本文利用逐步因果法探讨了新农合影响保健消费的中介渠道。最终，基于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建议，包括提升农村留守中老年人健康管理意识、提高新农合报销比例、在物质支持的基础上鼓励子女给予更多的货币支持等。
关键词：健康异质性、新农合、保健消费
一、 研究背景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此描述深刻揭示了江西省永丰县某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缩影（叶敬忠，2019），亦映射出全国多数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普遍生活状态。此类群体在肩负农业生产重任的同时，还需承担孙辈抚养与社交人情，加之子女长期外出务工带来的精神慰藉缺失，致使其身心承受双重压力，健康状况堪忧。此外，由于平均教育水平和认知能力相对较低，他们的健康管理意识薄弱，慢性病高发成为常态。
在此背景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的推广对于农村留守中老年人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新农合不仅能够缓解他们的医疗费用负担，还在就医过程中提升了其健康管理意识，进而有助于保健消费水平的提升。因此，探究新农合与保健消费之间的关系，对于增强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意识、改善其健康状况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实践价值。这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会保障政策对个体健康行为的影响机制，也为优化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增进农村中老年人群体的健康福祉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 研究假说
预防性储蓄理论指出，为应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消费者会进行预防性储蓄。近期研究表明，除了传统的金融风险之外，无法通过金融市场资产组合分散的背景风险亦是收入不确定性的关键成因。此类背景风险涵盖由收入波动、健康差异等因素引发的风险，以及经济转型期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改革所带来的风险，其中健康风险尤为显著（何兴强和史卫，2014）。
健康风险对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对于感觉自身健康状况较差的消费者而言，他们的消费水平通常也偏低。家庭健康风险的一个重要构成是老年人的健康风险。而医疗保险能够通过缓解消费者感知的健康风险，促进消费水平的提升。现有研究表明，新农合使得农村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增加了约5.6%，而且这一影响存在健康异质性，即对于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而言，新农合对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更大（白重恩、李宏彬和吴斌珍，2012）。
保健消费作为总消费的一部分，同样受医疗保险和健康异质性的影响。对于中老年人，健康状况是影响保健消费的重要因素，且常被视为健康状况的引致需求（李涛、徐翔和张旭妍，2018）。特别是在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群体中，这一特征尤为突出。他们在承担农业生产重任的同时，还需兼顾孙辈抚养、人情往来等社会责任，加之子女长期外出务工导致的照料缺失和精神慰藉匮乏，使其面临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健康状况令人担忧（杜鹏、丁志宏、李全棕，2004）。而新农合的出现，不仅能够缓解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压力，还促进了他们的社会参与和代际支持。在就医过程中，新农合还提升了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健康管理理念。这些积极效应相互叠加，共同促进了保健消费的增长。鉴于医疗保险对消费者的影响存在健康异质性，健康状况较差的群体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杨一帆和张霞，2007），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新农合对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保健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说2：新农合对农村留守中老年人保健消费的影响具有健康异质性，对于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村留守中老年人，新农合对保健消费的影响相对较小。
三、 主要研究内容及政策建议
本研究聚焦于因子女离开户籍地进入城镇工作而在家留守的农村中老年人（唐丹和徐瑛，2019）。基于2011、2013、2015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本文采用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新农合对农村留守中老年人保健消费的影响。
研究发现，新农合对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保健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存在显著的健康异质性。参保新农合的群体中，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保健消费远大于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村留守中老年人。这一结论表明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保健消费观存在一定的错位，即当健康出现问题时才注重保健消费，增加在保健品和健身锻炼等方面的支出，这与“治未病”的观念相冲突。此现象的产生可归因于农村留守中老年人普遍较低的教育水平、相对偏低的收入以及信息闭塞等社会经济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他们健康管理意识的淡薄。当健康状况较好时，他们没有为健康进行投资的能力和意愿，从而保健消费较少。当身体出现问题时，在就医和改善健康状况的过程中，他们才逐渐意识到健康管理的重要性，进而导致保健消费增加。
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新农合影响保健消费的中介渠道。结果表明，代际支持是重要的中介途径，而社会互动则未显示出显著的中介效应。为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替换保健消费的定义方式、替换健康情况的度量方法和重新定义样本区间等。同时，本文还从遗漏变量、测量偏误和双向因果三个方面讨论了内生性问题。经过这些检验和分析，我们的结论展现出良好的稳健性。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基层组织应强化健康管理知识的普及，提升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意识，特别是在健康状况良好时增加保健消费，实现“治未病”。从现有结论来看，健康状况差的群体的保健消费要远远大于健康状况好的群体，生病前健康管理的投入相对不足。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教育水平偏低，从而导致健康管理方面的认知能力相对较低；二是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收入较低。两方面的相互作用导致健康状况较好的时候没有保健消费的动力。在这种情形下，基层组织应该介入到健康管理知识的普及当中来，让农村留守中老年人逐步意识到健康管理的重要性，从而在健康状况较好时增加保健消费，达到“治未病”的目的。其次，子女在探望父母时，除实物支持外，还应提供货币支持以促进保健消费。最后，政府应逐步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这不仅能减轻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就医负担，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收入来购买保健用品，还能增强他们的保健意识，从而增加保健消费。综上所述，新农合对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保健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但还可以通过多方面的改革措施，进一步优化其效果，提升农村留守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