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慎终追远的伦理观念除了追思与感念，还有延续与传承。
今年的清明，我脑海中浮现的除了远在天堂的父母，还有在乙巳年到来之前去世的恩师袁恩桢，他是我迈入社会科学这行不可或缺的引路人，我难以忘怀。如果袁老师还能多活几年，伴他一生的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将迎来建所70周年，他一定还会用那独特的“宁波普通话”表达自己的肺腑之言！那天告别会上得知老师生前最后一次踏进社科院，却没能去到5楼再看一眼魂牵梦绕的经济所办公区，心中唏嘘不已！
袁老师自1960年进经济所到2003年退休，在所里辛勤耕耘了43年（“文革”他称之为“十年混沌事”），他不仅自身勤勉努力，著述颇丰，留下了不少见解独到、掷地有声的学术成果，为所里带出了一支年轻的科研队伍，还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研究生。而最为珍贵的是他传承和光大了经济所优良的学术传统，并以他做学问的态度和人品，为后辈学人树立了楷模。他为人做事的精神永存！
最近几天我再次翻阅了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的袁老师的学术生涯自述《逝水涟漪》。其中提到的很多学术活动我都有幸追随并从中受益，但却不知那是老师内心深谙并自觉践行经济所“以老带新”的“所风”，他终身学习不止、笔耕不懈、探索不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学术积淀背后付出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和努力！书中很多细节和内心阐述，令老师的形象更丰满高大，我为自己的后知后觉汗颜。
掩卷而思，我更坚定自己是踩着老师的肩膀成长的，不仅是研究能力的培养、工作机会的提携，还有人格魅力的影响。虽然此生无缘成为袁老师的入室弟子，但扪心自问，我一点不比任何一位挂在老师名下的学生受到的言传身教少半分，甚至听老师当面教诲、面对面手把手指导的机会更多，在老师身边工作、合作的时间更长。在我心里，袁老师就是我尊敬的师长，是带领我迈入社科研究领域的导师，是我职业生涯重要的引路人！
我是上山下乡的一代，在那个特殊年代很幸运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遗憾的是我的“最高学历”在日后则成了科研队伍中的“最低学历”。学术训练时间短、理论功底薄、是我入这行先天的弱势与不足，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挥之不去的心理压力。而给予我勇气面对挑战的是，入职以来，我的身边一直有多位治学严谨、造诣颇深、满腔热忱、谆谆友善的师长，引领、指导、帮助着我，让我得以在工作实践中延续学习知识的过程，增强自信心，不断进阶，在外部诱惑中坚守社科研究领域，为社会做一点事情。其中，就有与我有授道解惑、实战操练、助力鞭策之恩的袁恩桢老师。
我加入经济所时，正是社科院“停摆”十余年后重整旗鼓之际，也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元年，体制转型阔步向前，社会需求接踵而至，研究项目应接不暇，但研究队伍青黄不接。袁老师是1938年生人，在老所尚属年轻，再次回到经济所时也已人到中年，但“倾心于理论研究、更留恋经济所人文环境”的他“有一股强劲的力量在科研上全力奋发，把丢失的时间抢回来。”在经济领域“拨乱反正”的潮流中，他奋笔疾书，在院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在这个档口，原来带我的曹麟章老师担任了所领导，袁老师在雍文远老师离休后接替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室主任，从此开启了我跟着袁老师的学习和实战。当时我并不知晓“在研究人员中提倡以老带新即‘师傅带徒弟’模式（P.51）是建所伊始就实施的，也不了解“合作研究之风，是经济所、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一大特色，除了重大研究项目组织攻关以外，还形成了几人之间比较长期合作的研究组合（P.88）。”只是觉得有老师愿意带我，少走弯路，是自己的幸运。“我与顾光青的写作组合是在1986年以后，研究的主题集中在商品经济与国企改革两个方面（P.89）。”袁老师书中提到当年所里几个组合时，清晰地记着他与我合作的起始，我觉得这是一种从师生间的带教，助手到合作的过程。上世纪80-90年代我参与过不少袁老师主持的项目和课题，袁老师也与我联名发表过不少文章。即便是我独立署名的成果，也少不了老师的指导和帮助。这种相互间工作上的默契，一直持续到我也退休之后。2016年经济所建所60周年编纂“所史萃要”，布置给我撰写“经济所所有制理论研究”专题，成稿后我习惯性地发给袁老师，袁老师依然一丝不苟地审阅，并回我“写得很好”。袁老师给我的印象是思维活跃、文字活泼与他相对内向的性格反差很大，他广泛的社会联系与与同样广泛的题材关注是在近距离接触后发现的“宝藏”所在，这也是无论你请教什么问题，老师都能说出他的观点，无论你想去哪里调研，老师总能帮你找到路径的由来。他时常会给我出题目，启发我思考，并与我一起讨论，拟提纲、搞调研，分析材料，构思文章框架，我入行最初几年做研究工作的基本功就是在袁老师的鼓励鞭策下、在一篇一篇文章反反复复的打磨中练就的。在分工合作中，袁老师的高效率常常令我这个晚辈内心焦虑。
我经历简单、阅历浅，写文章容易犯就事论事的毛病。袁老师看我的初稿，点评总是一针见血，让我心服口服地明白自己的不足。在合作的过程中，我发现老师的理性思维主要来自他阅读的勤奋。他教导我做研究要有知识的积累，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选择性的阅读，才能不被现象牵着鼻子走，才能从复杂的现象中跳出来独立思考。这种思考也包含检验已有理论的缺陷，探索出新的理论。他常向我推荐可参考的书目和文献，还把他手里的资料和相关的学术信息慷慨地让我分享，使我的研究视野得以开阔，老师会用讨论文献、分析案例的方法检查我的阅读质量，帮助我提升学术修养。袁老师为人随和，与世无争，但做研究则崇尚独立思考，观点犀利，从不人云亦云。他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有时近乎固执，即使与他争辩，往往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每次袁老师批我的“作业”也是极端认真，甚至包括纠正我的用词和标点符号。帮助我树立起严谨的科研态度。
那段时间袁老师与我合作过不少文章，从而让我这个无名小卒的名字也有机会出现在《求是》《学术月刊》《学术季刊》《上海改革》等有名的期刊上。他还鼓励并推荐我投稿上海的“文汇”和“解放”两报，每当我的手书文章变成当年读者面广泛的报纸铅字时，总有一种理论工作被需要的激励。屈指算算，上世纪80、90年代，因为有袁老师的提携，我参与他主持的项目一个接一个，包括参加国家哲社重点项目《双重运行机制研究》《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与监督》，这些实战机会对初涉理论研究的我来说，是很宝贵的。最让我铭记的，是在我进经济所十年后（1988年）出版的我的第一本个人小书《竞争与活力》，那是在袁老师的鼓励、鞭策与指导下完成的。他不仅认真看了我的选题思路、写作提纲，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意见，还对十余万字的书稿一一仔细审读，使我的修改提高有明确的方向。他肯定我的一些哪怕并不成熟但有思想火花的观点，并鼓励我去进一步完善。正因为袁老师一次次放手让我锻炼，给予我机会，才有了后面一系列个人成果的诞生。
袁老师有句名言“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责任是要推出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只能在改革实践过程中产生。”调查研究是社科工作者参与改革实践的重要途径。新旧体制碰撞产生了哪些需要重新认识和回答的问题？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竞争中创造了哪些新型的运行机制？这是坐在办公室里不得而知的。袁老师充分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到处走，到处看，到处听，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是他不断思考、不断写作的泉眼。与此同时，袁老师无私的让我分享他的社会资源，把我推到社会调查的第一线，让我有机会接触改革创新丰富多彩的实践，深化对理论价值的理解，探究改革开放对传统理论的追问和寻找新的理论诠释。他曾把我介绍到市委研究室经济处“见习”一个月，参加那里对新萌发的“雇工现象”的调研；他带我去“中西药厂”，总结他们“小马拉大车”的企业改革经验，在西郊宾馆组织了沪上专家教授和政府体改机构分析解剖“中西案例”的研讨会，并在此基础上写了简报，呈报给时任市委书记朱镕基，批转有关部门，开创了沪上第一家由工厂改制为公司的先例。这件事我全过程参与，无论从调研沟通、报告撰写、理性分析还是成果转化的角度都受到了极大的锻炼。此后，他还举荐我到“三维制药公司”兼总经理助理，利用周末列席公司工作例会，让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我熟悉企业内部决策和执行程序。印象深刻的与袁老师一起调研的还有80年代参加中央民委组织的赴广西百色地区的“智力扶贫”，在摸清少数民族集聚区贫困根源的同时，把我们前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转换成当地基层干部能够领会和理解的普及型教育，力促将当地特有资源通过市场渠道投入发展，改善百姓的生活。90年代初袁老师带队，组织所里一群中青年科研人员，兵分多路调研私营经济的发展，这次调研的成果得以成书正式出版。这些社会调查获得的感性知识，日后成为自己理性认知和分析思考的重要依托。
改革开放年代，是体制机制变动频繁、制度创新异常活跃的年代，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千载难逢、探索成果丰富多样的年代。在满腔热诚投身于改革大潮的同时，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压力也不时向自己袭来。随着前辈师尊“到站下车”、同辈出国、调离，有过很多次机会放在我的面前，我感觉疲惫，想跳槽转行。是袁老师一直对我抱有期待，他肯定我的长处，指点我扬长避短，不要轻言放弃，走出自己的路。可以说，我选择留在经济所，首先是从袁老师身上感受到的职业精神感召，这是一种传统而不停滞、创新坚持信念、执着事业、低调做人，在理想的追求和理论服务于时间的过程中寻找平衡的言传身教的正向激励；其次是不舍经济所那种尊老扶青、和谐共处的工作氛围，我的犹豫最终停留在这两样在别处难以匹配。
袁老师1988年初任副所长主持工作，1991年任所长，2001年初离开领导岗位。在这十余年中，他身负行政、教学、学会、政协等多项本职和兼职，但一直没有脱离科研工作，甚至比以往干的更多！在这背后除了将本该休息的时间用来写作，将钢笔换成电脑（袁老师是他那一辈中最早使用电脑的）提高效率，他和其他人一样没有三头六臂，没有25小时，只有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和付出。我在《逝水涟漪》中看到了他对自己的要求：一个研究人员进入领导岗位后，绝不能离开研究工作。如果在学术上丧失了领先地位，也就没有工作上的发言权。袁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
学问是做到老学到老的事情。有学问，首先是对于做学问的态度，有学问，更重要的是要有人品。袁老师此生做到了！我从袁老师留下的这本《逝水涟漪-我的学术生涯》里看到了做他学生和下属时，自己没有看到和理解不了的东西。
袁老师在世时，我没有当面说过一些感恩的话语，今天写下这些时，心里充溢着怀念和感恩之情……
（写于202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