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近期逆全球化潮流而动，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出台所谓“对等关税”，此举不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对全球经济及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一、“对等关税”充满逻辑矛盾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美国实施“对等关税”的动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上的考量，也有政治上的盘算。
在经济方面，特朗普认为美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削弱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导致就业岗位流失，他坚信关税是实现重振美国制造业目标的重要工具。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提升进口关税来实现国内制造业的回流，增加就业机会，缩小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逆差。此外，美国政府还寄望于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以缓解财政赤字问题，或为未来的减税措施提供资金支持。
在政治方面，“对等关税”旨在回应其选民对现行贸易体制的不满，展示其强硬的贸易立场，通过对外施压获得谈判筹码，并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下行的注意力。通过采取强硬的贸易措施，迫使其他国家降低对美国商品的关税、取消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为美国企业争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而且，美国日益将贸易问题置于国家安全框架之下。特朗普认为，对特定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过度依赖，尤其是在关键矿产、高科技产品和国防工业领域，构成了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实施“对等关税”也被视为减少对竞争对手依赖的一种手段。
虽然特朗普宣称“对等关税”是为了平衡贸易赤字、促进制造业回流、保障供应链安全，但是，这一政策存在不少逻辑矛盾。
首先，美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本质是美国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的表现，加征“对等关税”不能解决其国内储蓄率低的结构性问题，更有可能因为“滞胀”压力导致国内储蓄进一步萎缩，逆差持续扩大。
其次，关税的负担并不是由某一个特定主体单独承担，而是在消费者、进口商以及出口商之间根据市场供需状况共同负担的。美国作为消费主导型经济体，如果进口商品的需求相对缺乏弹性，加征关税导致的价格上涨往往会转嫁给国内消费者。
最后，制造业回流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短期内关税冲击将推高美国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将会抑制制造业投资。
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背离了自由贸易、互利共赢的主流国际秩序，忽视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相互依赖性。这将会对全球经济金融带来较大影响，削弱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众多国际组织与知名智库都认为，“对等关税”将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风险”，进一步抑制全球经济增长。“对等关税”是单边主义和武断的做法，将导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物价上涨和失业率上升，还可能引发贸易战。
二、我国的反制及时、有理、有力
针对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我国政府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4月4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34%关税。与此同时，我国已在WTO就美国此举提起诉讼，还将11家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将16家美国实体纳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对原产于美国和印度的进口医用CT球管启动反倾销及产业竞争力调查，以及对7种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4月9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调整《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25年第4号）规定的加征关税税率，由34%提高至84%。
我国的反制措施及时、有理、有力。首先，我国对原产于美国所有商品加征84%关税，将导致原产于美国的商品在我国市场的销售价格上涨，致使美国出口企业面临产品竞争力大幅下降的问题。无论是高科技产品还是农产品，如果无法以价格优势进入我国市场，其出口规模势必受到压缩。而且，我国的反制措施可能不断升级，将使美国企业的经营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可能会减少或延迟资本投资和技术研发支出。长期来看，可能削弱美国整体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其次，美国长期以来都是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优势在全球占据领先地位，我国将美国部分企业纳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及出口管制名单，意味着部分美国高科技、先进制造业企业将失去在华部分市场，也意味着美国企业在关键技术及获取原材料方面面临更大的风险。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风险迫使美国企业加速寻找替代来源，这不仅会增加供应链的不确定性，还会使生产效率下降，甚至调整全球战略布局，从而在短期内增加企业运营成本、降低利润率。而且，这种调整需要不少时间，可能伴随大规模的资本重新配置，全球投资者对中美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会产生担忧，导致全球资本市场出现波动。
最后，我国的反制措施将导致美国国内依赖外部市场的企业面临订单减少和产能过剩的风险。订单减少将迫使企业裁员或降低生产规模，直接冲击就业。同时，产业链供应链成本上升和产品价格上调会通过进口替代效应传导到美国内市场，推高消费者物价水平，导致消费者福利受损和生活成本上升。较高的物价会影响居民生活成本，加剧社会民众对生活成本上升的不满情绪，使美国政府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面临更大调整压力。
三、“对等关税”对我国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美国此次加征的“对等关税”，将对我国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冲击。首先，美国作为我国重要的出口市场，“对等关税”将会大幅提高我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削弱我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导致出口的下降。高额关税还会使部分出口企业不得不面临利润下滑、订单减少的困境，导致企业将部分产业链环节转移至其他国家。但是，美国对东南亚国家同样加征高额关税，意图切断中国转口贸易通道。短期内，我国外贸出口面临下行压力，相关出口企业的经营状况可能出现波动。
其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高度分工关联的背景下，美国“对等关税”不仅影响终端产品的出口，还将波及中间产品的供应。尤其对于那些嵌入全球产业链的企业，高关税政策将导致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上升。企业需要重新考虑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寻找替代市场或调整采购渠道，可能会影响整体产业效率。
最后，美国加征关税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其他限制性措施，如对技术转让、跨国投资等领域的限制。这将增加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和并购时面临的不确定性，促使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加速“去美国化”，从而对我国技术合作和创新体系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美国此次加征的“对等关税”也将作为外部压力成为我国加快经济转型的动力。
我国经济长期依靠出口驱动与投资拉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经济增长模式。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可能使外部环境变得更加严峻，迫使我国加快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面对外部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实现从依赖低端制造向技术创新和内需拉动的转型，释放14亿人口的消费潜能，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课题。
同时，美国加征额外关税可能导致部分出口企业经营困难，进而引发企业裁员和产业调整压力。尽管我国早已着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部分低端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的就业风险进一步加剧。因此，如何通过产业升级保障就业，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关键任务。
四、保持战略定力，坚决反制与长期改革并举
美国“对等关税”本质是全球化退潮期的霸权护持，但其内生矛盾注定难以实现政策目标。对我国而言，短期阵痛不可避免，唯有以系统思维统筹短期反制与长期改革，方能在百年变局中实现“危中转机”。针对美国“对等关税”带来的影响，我国应当及时、果断地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实现稳定经济、促进转型和保障民生的目标。
一是紧急采取短期应对措施。加强宏观政策调控。密切关注经济运行数据，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对外贸企业给予税收、融资等方面的支持，降低企业因关税壁垒带来的经营风险。同时，保持适度流动性，防范市场波动引发系统性风险。及时开展产业链供应链风险评估。针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能出现的断裂风险，组织相关部门和企业开展产业链供应链风险评估，尽快识别关键环节中的薄弱环节。出台专项支持政策，帮助企业进行供应链多元化布局，确保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的稳定。多渠道拓展国际市场。加大对外贸服务、市场开拓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积极开拓东南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欧洲等市场，分散单一市场风险。
二是积极实施中期调整策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支持企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方向转型，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优化创新环境，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的经贸合作，增强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互联互通与市场对接，降低美国关税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完善贸易救济机制。利用世贸组织及双边、多边机制，积极运用反制措施与法律手段，保护本国利益。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与新型贸易。加大对数字经济领域的政策扶持和基础设施投资，鼓励传统产业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深度融合。通过跨境电商、转口贸易等新型贸易模式，提升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三是稳步谋划长期战略规划。构建独立自主的核心技术体系。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的投入，形成涵盖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完整技术链条；鼓励产学研合作，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推动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抓住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机遇，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推动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发展，降低对外部能源进口的依赖。深化金融改革与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加快金融市场的开放与监管改革，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机制；加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提升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优化营商环境与持续推动高水平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法治保障以及公平竞争机制，确保能吸引更多外商投资。继续坚持开放发展、互利共赢的理念，在国际贸易规则框架下，与主要经济体保持理性对话与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
五、结语
美国“对等关税”政策是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实现其国内政治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但这违背了全球自由贸易与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也会引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市场波动以及国际竞争格局的重构。对我国来说，短期内外贸、产业链和金融市场可能受到一定冲击；中长期看，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发展、提升技术自主权和保障就业成为核心挑战。
我国应对美国“对等关税”的策略应当是多维度、综合性的。应保持战略定力，注重短期灵活应变与中长期战略规划的有机结合。既要在短期内采取灵活有效的宏观调控、加大对企业扶持力度，并通过产业链风险评估和多元化市场开拓来化解外部冲击；同时，要在中期和长期内加速经济转型升级，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制度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既维护国家利益，也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沈开艳，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王佳，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