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秋玉，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宋艳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原文刊载于《上海经济研究》，2025年第8期
摘要：跨国并购是企业获取技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手段。本文基于经济地理学视角建构跨国并购驱动企业创新的理论框架，以Wind数据库的505个跨国并购事件为依据，借助PSM-DID模型提供中国证据。研究发现：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存在即时效应和长期效应，呈现阶段性波动特征，弱整合战略、中间实体建设有助于降低制度距离的摩擦；资源互补型、技术获取型的行业内跨国并购能催生更强的创新效应；国有企业受益于国企改革的深化以及国家战略的支持，在跨国并购中的创新收益突出，民营企业高频低效明显，拥有外资基因的企业反而无法从中受益；全球知识在本地的有效锚定高度依赖区域创新系统的成熟度，针对东道国发达地区的跨国并购创新收益更高，但我国科技创新系统与跨国并购创新效应并非完全正相关，欠发达地区的创新效应反而明显。本文从经济地理学视角为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提供了中国证据，指出企业从中获益的关键在于重研发、重互补、弱整合，揭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性进展及顶尖城市创新生态的不良发展态势。
关键词：跨国并购；企业创新；PSM-DID模型；弱整合；区域创新系统
跨国并购既能助力中国企业获取海外先进创新资源，又能反向促进知识与技术在国内产业的扩散与溢出，为本土产业升级赋能，涉及国内国际不同企业、不同国家之间的跨区域互动，是全球背景下发生的一个复杂事件，已然成为经济地理学界的重点关注议题。本文基于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角，构建了一个分析跨国并购驱动企业创新机制与效应的综合框架，并利用Wind数据库中2005—2020年间中国上市公司发生的505起跨国并购事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进行了严谨的实证检验，旨在系统揭示其内在作用路径与边界条件。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从动态演化、并购异质性、企业属性及空间异质性四个维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
首先，并购整合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创新效应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研究指出，整合过程通常经历初期弱整合、中期建立中间实体、后期全球－地方创新网络重构三个阶段。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时间上并非均匀分布，表现为并购初期的即时效应、中期的效应停滞以及后期的长期效应。
其次，并购双方的异质性显著影响创新绩效。根据行业相关性，并购可分为横向、纵向与混合并购。理论与实证均表明，横向与纵向并购因更能实现技术协同与资源互补，从而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此外，从资源基础观出发，并购双方资源的互补性更有利于创新，因相似性可能导致知识冗余与创新路径锁定。据此提出假设H2：横向与纵向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有积极作用，混合并购则无；假设H3：资源互补型并购促进创新，资源相似型并购则产生阻碍。
第三，企业自身属性是调节并购创新效应的关键因素。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代表了其知识吸收与转化能力，是获取并购创新溢出的“硬支撑”。同时，所有制结构亦深刻影响并购动机与整合效率。与部分现有研究结论不同，本文基于中国制度情境提出竞争性假设H4：研发能力强的企业更能从跨国并购中获益；假设H5：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创新收益存在差异。
最后，区域创新系统的成熟度与异质性构成了影响知识转移与溢出的空间情境。全球知识要在本地实现“有效锚定”，高度依赖于区域内的创新生态。因此，东道国与发展水平以及并购企业所在城市的创新层级，被视为调节创新效应的重要变量。据此提出假设H6：并购双方所处的创新环境越发达，跨国并购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
为有效识别跨国并购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并缓解选择性偏误，本研究采用PSM-DID方法。首先，将发生跨国并购的企业作为处理组，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在未并购企业中构造一个可比的控制组。其次，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比较两组企业在并购前后创新绩效的变化，以估计并购的净效应。
核心变量操作化如下：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绩效，用企业年度专利申请数量的对数衡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是否发生跨国并购的虚拟变量。调节变量包括并购类型（横向、纵向、混合）、资源相似性、企业研发水平、所有制类型（国有、民营、其他）以及创新环境（东道国发达程度、企业所在中国城市创新层级）。模型同时控制了企业规模、年龄、盈利能力、海外收入比例、资产负债率等一系列企业特征变量。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CSMAR数据库及企业年报，专利数据来源于incoPat平台。经过严格的数据清洗与筛选，最终确定了505家上市公司在观测期内发生的850起跨国并购事件作为有效研究样本。
三、实证发现与机制分析
本文选择最近邻倾向得分匹配，并在上市企业库中剔除掉3640件跨国并购事件所涉及的企业之后再进行匹配。处理组与对照组对照变量均数匹配密度接近，各变量在处理组和对照组间的分布变得均衡证明PSM-DID方法验证结果可靠。
实证结果有力地支持了假设H1，论证了创新的阶段性效应。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明显的“U型”动态特征：在并购完成当年及之后第一年存在显著的即时效应；在第二至第四年，促进效应出现停滞甚至不显著；而到第五年及以后，长期创新效应再次显现。这表明，创新收益的实现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整合与消化过程，初期弱整合有助于稳定获取知识，中期需通过建设合资企业等中间实体来克服制度与文化摩擦，后期方能实现全球－地方网络的协同效应。
结果支持了并购异质性的调节作用的论证，假设H2与H3。横向与纵向并购对企业创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混合并购的影响则不显著。同时，资源互补型并购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远大于资源相似型并购。这表明，以技术获取与强化核心能力为目的、 产业内并购策略更易成功。
企业属性的调节作用中，假设H4得到强烈支持，高研发投入的企业从并购中获得的创新增益最大，凸显了自身吸收能力的基础性作用。关于所有制的作用（H5），研究发现了一个与部分传统认知不同的结论：国有企业的创新收益显著高于民营企业和其他企业（如合资企业）。其原因可归结为持续深化的国有企业改革提升了其效率，以及其更易获得国家战略支持以克服跨境整合中的政治与制度壁垒。民营企业虽参与度高，但呈现高额低效特征。而合资企业等因自带外资基因在并购中面临更多的整合障碍与文化冲突，难以获益。
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显示出差异性结果，假设H6得到部分支持。从国际看，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并购能带来更显著的创新收益，因其拥有更前沿的知识库。从国内看，结论更具复杂性：并非创新层级最高的城市（如北京、上海）获益最大，反而是第二层级和第四层级的城市效应更显著。对此的合理解释包括：一线城市企业可能进行以消除未来竞争为目的的“杀手收购”，或其并购行为易引发同行警惕与恶性竞争；而第四层级的龙头企业作为地方创新核心，在政府全力支持下，其技术寻求型并购反而更为聚焦和有效。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构建一个融合经济地理学“多尺度嵌套”视角的分析框架，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数据的严谨实证分析，系统考察了跨国并购驱动企业创新的机制与效应，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第一，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驱动效应，但这一效应并非线性呈现，而是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波动特征。创新收益的实现是一个伴随并购整合进程的渐进式过程，需经历即时效应、中期磨合与长期协同三个典型阶段，体现出技术吸收与知识转移的空间黏性和路径依赖性。
第二，并购战略的选择对创新成败至关重要。资源互补型和技术获取型的行业内并购（横向与纵向）能够产生更强的创新促进效应，而混合并购则因整合难度大、技术关联弱难以带来显著的创新提升。这表明，战略性资产寻求而非单纯市场规模扩张应成为企业跨国并购的核心动机。
第三，企业异质性特征显著调节并购创新效应。研究发现，较高的研发投入强度为企业吸收和转化外部知识奠定了坚实基础，是获取并购创新溢出的关键前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在跨国并购中表现出更强的创新收益，这一发现颠覆了传统认知，反映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取得的实质性成效，同时也凸显了国家战略支持在克服制度距离和文化摩擦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四，区域创新系统的成熟度与异质性深刻影响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对发达东道国地区的并购往往能获得更前沿的知识溢出，但国内区域创新环境的影响呈现复杂性格局。研究发现，最高层级创新城市（如北京、上海）的创新效应反而不如第二和第四层级城市显著，这一发现挑战了“创新环境越发达，并购创新效应越强”的简单线性认知，揭示了过度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地方特色流失、“杀手收购”动机以及恶性竞争等问题对创新生态的负面影响。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丰富了跨国并购与企业创新研究的经济地理学视角，强调了创新活动的空间嵌入性和尺度依赖性，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知识流动与区域创新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研究揭示的创新效应阶段性特征、所有制结构调节作用的独特性以及区域创新环境的复杂性，都对现有理论形成了重要补充和拓展。
在实践与政策层面，研究指出企业应制定以创新为导向的跨国并购战略，优先选择资源互补的行业内目标，采取“弱整合”与建设中继实体的渐进策略，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强化知识吸收能力。政府层面需实施差异化区域支持政策，重点为欠发达地区龙头企业提供跨境并购服务，同时完善监管框架以遏制“杀手收购”等反竞争行为，并建立并购创新效应评估体系，引导企业提高并购质量与创新效率，共同促进跨国并购真正成为驱动中国产业升级与创新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
